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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星巴克事件背后的文化焦虑
2009-01-22 全球品牌网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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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廖海青

    传统固然重要,但他们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实际的功能——可以帮助人们迅速对外部情况的变化做出恰当反应。一旦这些功能因为某种原因失效,传统的命运通常就是崩溃或消失。即便有所残留,大概也只能呆在博物馆中,并且变得无法理解

  从在非洲的投资到在拉美的外交活动,从能源需求到地缘渗透,中国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写着世界权力版图。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中国是谁?它将以何种面貌和身份崛起?

  没有人能轻易对此作出回答。中国和平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产物。在全球化时代,“历史形成的各种文明与文化开始同自己的根源相脱离,它们融合到技术、经济的世界中,融合到一种空洞的理智主义中。”(雅斯贝尔斯)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度过转型期的杂然纷呈的文化处境,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精神。

  两个符号的碰撞

  最近一个时期,围绕故宫星巴克去留问题的争论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事情的缘起是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其博客中指责星巴克咖啡将其分店开到故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因为“故宫是中国几千年最辉煌文化的载体,就是中国的象征”,芮成钢说,而星巴克则是来自美国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饮食文化代表符号”。芮成钢并以传统文化捍卫者的姿态向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吉姆·当诺发出“抗议”,要求其将店铺撤出故宫。这立刻在公众中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

  从文物保护和景观协调性的角度来看,开在故宫里的星巴克看上去的确有欠协调,要求它搬离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然而就其对故宫这一文化景观的“糟蹋”程度而言,没有人能指出这家位于乾清门东侧的咖啡馆与它周围那些买香烟水果快餐之类的店铺相比有任何出格之处。星巴克惟一的错误就在于它的名气太大,以致在这场文化冲突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强势入侵者的角色,并因此而招致激烈的反弹。

  星巴克的反对者们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注目当下,从遍布街头的“肯德基”“麦当劳”到NBA球赛、好莱坞大片,来自异域的文化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本来面目。过去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形象不见了,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冲击。

  星巴克事件暴露了部分国人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文化身份上的深层焦虑。这一方面来自于“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的惨痛记忆,又与当下中国日益深刻地卷入全球体系所带来的的民族身份危机相重合,因而显得格外激烈和敏感。出于对母体文化和民族利益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一些“精英们”希望通过复兴和重建本民族文化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以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源来重塑身份,找回自身独特的存在尊严。质言之,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生成的文化保守主义心态,是促成此一事件的主要动因。就此而言,星巴克事件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与中国近代以来众多文化事件的关联清晰可辨。

  上世纪初,面对欧风美雨的猛烈侵袭,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曾构想出一种“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体系,主张用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来拯救中国、超拔欧洲、解放全人类,为时人所侧目。

  近年来,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和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又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此背景之下,一批以“大陆新儒家”自命的学人,将中国文化泛化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价值,鼓吹“明农复古”,主张尊孔读经,恢复礼教。

  2004年9月3日,由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名人发起,以“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为主题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通过的《申甲文化宣言》抨击“异质文化凌人的攻势”,号召国人反对“文化入侵”。《宣言》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进而又强调“中华文化”可以指引人们另辟蹊径“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

  在全球化价值趋同的背景下,传统节日也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重要堡垒。2006年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或科研单位的10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发出联名倡议书,号召网友抵制圣诞节。在这份名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倡议书里,博士们断言“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就是圣诞节。”他们认为,“大部分国人在对西方圣诞文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圣诞节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狂欢行列”,这是“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因此,博士们呼吁“国人慎对圣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除此之外,诸如龙图腾、中医存废、汉服复兴之类的文化论争,亦凸显出全球化时代文化保守主义与异质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一切似乎正在证实亨廷顿的断言:“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亨廷顿将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视为对“把世界看作单一场所的回应”。

  然而,中国的这种回应真是有力的吗?

  文化保守主义的乖谬

  全球化标志着人类文化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文化代谢。“一件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象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阿兰·伯努瓦)关于这一点,身处19世纪40年代的魏源便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他在《海国图志》中写道:“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试图通过对传统价值的坚守来重塑身份注定是徒劳的。正如卢卡契所言,传统固然重要,但他们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实际的功能──可以帮助人们迅速对外部情况的变化做出恰当反应。一旦这些功能因为某种原因失效,传统的命运通常就是崩溃或消失。即便有所残留,大概也只能呆在博物馆中,并且变得无法理解。多年来的欧风美雨的涤荡,使中国人本身已疏离了传统的精神内核,精神内核既然已被涤荡,所谓传统文化也就徒具躯壳。就故宫而言,它所隐喻的封建皇权已成历史,其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社会结构早已不复存在。故宫所代表的文化,既不是因为星巴克进入而死去,也不会因为星巴克的撤离而复活。因而芮成钢们所竭力捍卫的并非所谓的“传统文化”。

  就另一个层面而言,即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今日犹存,就真能像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那样,足以成为指引人们另辟蹊径“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的明灯吗?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近来往往被文化保守主义人士目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对此严复就曾批判说:“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惑、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则糜烂废瘘不相保持。其究也,且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则其道奚贵焉?”是故“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瞠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

  马克斯·韦伯在阐释中国不适合资本主义时,将儒家文化列为首要原因。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曾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儒家,包括佛、道、儒在内,都没有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毫无疑问,中国今天的成就绝非尊孔读经使然,而恰恰是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结果。

  文化保守主义的尝试由来有自。晚清张之洞曾提出的“中体西用”之说,“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梁启超语),成为此后保守主义思潮的渊薮。然而甲午战败,令中国士人幡然醒悟:倘若没有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深层次文化理念的根本变革,器物革新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中国若要真正走向现代化,便需进一步向西方学习。

  “广谷大川自风气,岂能八表之外皆六经”。昔日极端文化保守主义的官员学者昧於时事偏执己见,以“夏夷大防”为由,对于师法西洋的任何改革运动动辄加以杯葛,徒增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一页。今人抚今追昔,又岂能不深察明辨之?

  需要大国气度

  今天,伴随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现代化的展开,中国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的上升已然成为可预见的事实。就世界经验而言,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会伴随着民族主体意识的高涨。然而对于中国究竟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许多人却缺乏清楚的认识。今天的中国,夹杂着旧殖民的悲惨记忆和转型期的焦虑不安,民族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找资源,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来抗衡外来文化冲击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正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文化保守主义虽然使民族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得到了独立的发展,巩固了文化的特质,但在总体上必然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要求相抵牾,也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目标———使民族文化永葆生机与活力相悖离。

  1875年11月,李鸿章因“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外交公使森有礼议和,闲谈中李鸿章就日人易服一事质疑森有礼道:“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如今却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而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森有礼当即回答说:“毫无羞耻之处,相反,我们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我国旧服宽大而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到无限回报。”

  后来的历史表明,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如日本这般欧化彻底,但是也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像日本这样保住了自己的文化血脉,一场毫无民族主义气息的文化拿来主义式变革,并没有导致民族文化的衰微,相反彻底地挽救了民族文化,使民族传统文化经过改造而步入现代文化殿堂。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正如学者孙立平指出的那样:接受现代文化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选择这样的一种世界主流文明,并不仅仅是出于主观的偏好,尽管不可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代表了一种文明的一个更高的层次;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再次遇到主流文明行程中所曾经遇到过的那些问题。……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文明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更为成功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人类的文化是不断冲破文化隔离的天然壁垒与人为壁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不能以闭关自守维护生存空间,而应在文化全球化中采取积极和主动,以自信、宽容、雍雅的大国气度容纳普世文化与价值。唯其如此,才能成功地穿越了现代化转型期的泥淖。唯其如此,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大国,成为全球秩序的稳定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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