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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7)
2009-09-17 全球品牌网  迈克尔舍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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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商业智慧: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

  比方说,东巴拉圭的游牧民族阿契人(Ache),以捕猎采集为生,由男性负责远行找食。猎取到的肉食,由整个部落所分享,打到猎物的个猎人,并不拥有自己的战利。然而,人类学家姆?希尔(Kim Hill)和西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发现,最出色的猎人更受女性垂青,存活的后代多,繁殖成功率高。此外,希尔和卡普兰还注意到,由于捕猎队伍的参与者流动性强、不固定,部落会用照料孩子、拔擢地位这类实际的社会奖励方式,鼓励出色的猎远行捕猎。又因为捕猎的成功率低,分享和奖励用得最为普遍;反过来,采集活动出意外的可能性小,果实又便利可得,所以采集所得只在核心家庭内分享。同样道理,因纽特人也有一套制度。在围捕北极熊的过程中,谁的矛对熊发起了第一击,谁就能获得这头熊皮的上半身当做奖励。又由于熊皮的长毛是装饰女性靴子用的,拿到这种奖励,会让猎手得到家人的额外赞誉。男性喜欢打动女性,享有地位,获得同性的赞誉,这一心态可以为社会群体的利益所用。

  如今,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零和的世界。凭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能用等量,甚至更少的资源创造越来越多的食品。可我们的大脑,依然像从前生活在零和的“中土”世界那样运转。

  我们为什么拒绝自由市场经济

  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说,“《国富论》与蒸汽机打破了旧世界,开创了新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称《国富论》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实质性议题”。

  既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如此深刻又确凿,为什么还是有人拒绝接受呢——就好像其他人拒绝接受进化论一样?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进化与经济——不是人发誓效忠的宗教教条,也不是需要奉为珪臬的信仰;它们是经验世界里的客观现实,正如没人会说“我信仰地心引力”,也不该有人说“我信仰市场”。拒绝接受自由市场经济学,牵涉到若干社会和心理因素。

  因为人最初生活在捕猎-采集的原始社会,从数十人到几百人的小群体进化而来。在这种小群体里,人人都有亲缘关系,或是彼此熟悉。大多数资源由人们共同分享,财富积累闻所未闻,太贪心、不知足要受惩罚。是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对以庞大财富为成功标志的自由市场体制既怒又妒,并指望有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或物去惩戒、纠正那些贪婪者。不妨称之为进化平等主义。此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阶段,社会成员并不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自由地去追求个人成功。导致社会成员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在动力或天赋上的自然差距;相反,少数酋长、国王、贵族和教士利用不平等的垄断社会制度,以民众的赤贫为代,图谋私利。对于这种不平等,我们自然会认为它来路不正,并要求自上而下地限制个人财富的积累数量。但凡有人说“他们应该做儿什么,”这个“他们”必然指的是最有权力的社会制度——对我们而言,也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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