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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4)
2009-09-17 全球品牌网  迈克尔舍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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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商业智慧: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

  我问津巴多,30年后,他怎样看待这次经历。“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的信息是:环境对人行为影响力,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他说。“像我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纠正大多数人的观点:恶只不过是个别人的特质——藏在他们的基因里、大脑里或者本质上——世界上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但的确是有坏苹果吧?是的,当然有,津巴多承认,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恶,并不是少数坏苹果犯下的,相反,而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极端行径。津巴多宁愿不对人做先入为主的判断。“怪罪个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找出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激发出他们的恶行。与其说是坏苹果装进了好木桶,为什么不假设是好苹果装进了坏木桶?”

  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好坏苹果与好坏木桶之间的差异呢?“在斯坦福实验展开之前,我们知道参加的学生都是些好苹果,因为我们让他们做了大量测试——性格测试、临床检查、调查他们的背景,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接着,我们随机指定他们是警卫还是囚犯。这就是说,第一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好苹果。可没过几天,警卫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囚犯们变得情绪不稳。”津巴多的坏木桶腐蚀了好苹果。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曝光后,津巴多和媒体很快将它与斯坦福囚徒实验联系起来。接受了几次采访之后,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上了他。这家事务所要为上士伊凡?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做辩护。上士是部队的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1A和1B层值夜班,而这两层,正好是全伊拉克虐囚事件最严重的地方。津巴多并未否认弗雷德里克虐囚的事实(弗雷德里克对此供认不讳),但他知道,自己想要探究的是促使警卫们折磨、虐待、羞辱囚犯的深层环境原因。按津巴多的说法,弗雷德里克到伊拉克之前,是个地道的爱国青年,“经常去教堂,家门口每天都挂着美国国旗,一听到国歌就热泪盈眶地挺胸起立,信奉民主自由的美国价值观,他参军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弗雷德里克被控虐囚后,津巴多安排了一位军方的临床心理医生给他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测。评测指出,从各个方面来看,弗雷德里克都再平常不过了。他有着平均水平的智商个性,“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对津巴多来说,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军队和检方主控人强加给他的‘坏苹果’特质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根据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发现,津巴多提出了人、环境和制度的三要素说,以及这三者如何相互作用,驱使好人做恶事。这里我们看到了恶的特质论(人)、恶的环境论(环境),以及津巴多在考察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新增的第三项要素——也即人与环境共存的背景(制度)。“看到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报道时,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创造了这种扬恶的环境,”他回忆说,“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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