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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刀》上编所向披靡洗劫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二、真的是索罗斯导演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吗
2010-01-18 全球品牌网  吴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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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二、真的是索罗斯导演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出于冷战需要,美国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区,给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

70年代以来,包括泰国、印尼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出口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除了拉丁美洲之外的第二个新兴市场,成为新的资本输出尤其是过剩美元的集散地。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其货币美元成了主要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及投资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过度发行的美元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

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使跨国公司的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对亚洲国家廉价土地和工资的巨大需求,美元直接投资大大增加。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亚洲“四小龙”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繁荣景气和乐观情绪弥漫于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何以不到半年,泰国货币就在量子基金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最后竟然波及日本和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韩国?

虽然马来西亚总理以及许多人把危机的根源归因于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游资的外汇投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问题,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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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首先有其外部环境原因,也就是美元经济体的经济波动是其外因。

前面讲过,1979年下半年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3倍,从每桶十几美元涨到近40美元。油价上涨使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经历了历时3年的经济危机

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借失业削减福利,削减工人工资,强硬打击罢工,同时削减税收,给企业以各种税收优惠,刺激企业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里根政府大规模增加军费,增加国内需求。这两手相配合,终于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年底摆脱危机,走向历时8年的繁荣期。其原因有二,一是美元持续贬值使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降至低于西欧主要工业国的水平,使得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竞争力。1985年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又严重地削弱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石油价格在1986年3月一度降到12美元每桶,除去高通货膨胀因素,这一价格已经接近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的水平,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里根8年任期内,累计财政赤字达13382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672亿美元,是70年代财政赤字水平的近4倍。在此期间,美国国内消费市场极度繁荣,个人债务也急剧增长,股票价格在1980年到1989年间上涨了181%,美国利率也一路走低,1989年接近历史低点。

80年代的繁荣极不平衡而且酝酿着更大的危机,以美国1987年“黑色星期一”为代表的股市暴跌,又使美国陷入了90年代初的衰退。随后的IT泡沫又使美国进入了克林顿政府的长达10年的“非理性繁荣”。 1989—1994年美国长期维持25%左右的低利率,而当时亚洲等国家的利率是美国的2倍甚至更高。

于是,美国IT经济繁荣造成的大量获利资本纷纷进入拉丁美洲和亚洲新兴市场寻求分散投资和更高的利差套利机会。20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的投资银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开始建立了在东南亚的金融服务垄断地位。有分析指出,在1991—2001 年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等六个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吸收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各大机构投资者在6个东南亚经济体所发行的金融工具的绝大部分。美国和欧洲的机构投资者占据了东南亚国外资本的50%以上的份额,同时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有大约10%的份额。

以上是亚洲新兴国家大量美元投资的来源基础。

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有其重要的内因,这就是对美元依赖形成的经济脆弱性,使亚洲货币,成为美元刀的刀下鬼。

为了吸引外资,尤其是美元直接投资,以外向型即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导的亚洲各国,纷纷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盯住美元,这样外国直接投资在投资到期后就不会因为汇率波动承受汇率损失。

比如说,美元的投资人以相当高的利率放贷,在贷款到期时,他们还可以以固定汇率用当地货币换回美元,获得了稳定的利息收入;而美元汇率损失——如果汇率下跌,就是当地货币贬值,那他们就会损失,损失的大小取决于贬值幅度。

简言之,这些投资机构是在赌当地政府有能力维持住固定汇率。因此,固定汇率是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

为了获得更多的贸易盈余,亚洲各国又纷纷采取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汇率盯住美元,就是以货币贬值的办法取得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中国在90年代初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人民币从汇率改革前的1美元兑2元人民币贬值到1美元兑83元人民币。

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经济体就可以搭美元贬值的顺风车。以泰国为例,1984—1994年,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贬值,泰铢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降,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泰国GDP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长,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这就隐藏着一个巨大风险,就是当美元升值时,盯住美元的货币也会随之升值,那么如果其经济面支撑不了汇率的升值,或说强势,那么就是人为地高估其货币——就如同前文说过的19世纪40年代的英镑和1983年及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中反映的那样。

实际上,国际外汇市场1995年就出现了逆转。如前所述,1994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由贬转升。由于美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泰铢实际有效汇率跟随美元不断走强,削弱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4%下降到3%。出口下降导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1995年泰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162亿美元,占GDP比率超过8%。

我们知道,经常账户是国家收支最重要的项目,经常项目逆差,就得借钱过日子。一般有两种借法。一是使本币贬值,降低本国商品的出口成本,从而增加出口盈余,以贸易盈余弥补经常项目赤字,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当然政府也可以实施出口补贴(比如出口退税等)增加盈余,但这会受到限制。固定汇率是吸引外国资金的必要条件,要降低汇率就要实行汇率自由浮动。这是一个矛盾。

还有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用资本项目盈余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政策调整的前提条件是资本市场开放,即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入、流出,而且,必须是流入大于流出,才会有资本项目盈余。

在盯住制度下,由于泰铢汇价被人为固定,失去了调节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的功能,面对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泰国政府实际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通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以及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盯住制度与高利率政策的结合,使投机性资本可以实现无风险套利,这时,国外资本尤其是热钱大量涌入泰国。

外国私人资本1989年面向泰国的流出与流入分别在1000亿泰铢左右,1994年分别达到15000亿泰铢左右,4年间增加了十多倍。并且,在这些资本中,短期资本比例较大、增长较快,1995—1996年,非居民泰铢存款、企业短期美元借款、股票市场的国外投资等急剧增加。仅从对银行的债务余额看,1996年年底的701亿美元债务中就有652%为短期债务。

资本的大量流入当然不是坏事,但如果没有办法锁定这些资本,使之更长久地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服务,那问题就严重了。短期资本显然更多的是投机资本。

在短期资本开始外流的情况下,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此时,需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为了维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为了防止外资流出和为了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泰国中央银行被迫继续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断收紧银根,持续提高利率。1996年,泰国利率达到1325%,为当时亚洲国家和地区最高水平。

高利率政策使风雨飘摇的泰国经济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高利率政策催生了泰国金融危机。高利率政策进一步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加剧了经济衰退,造成了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高利率加大了企业债务负担,迫使企业转而向国际金融市场寻求低成本筹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负债规模。1997年泰国外债达到9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其中,短期外债占到了60%,仅1997年6月到1998年6月到期外债就高达450亿美元。

回到上面说的美元的升值。当美国的利率上升,趋利资本就会换回美元,抛售当地货币。由于没有需求,货币就要贬值,如果维持固定汇率,当地政府就要动用外汇储备接盘,以维持汇率的稳定。这种博弈,就取决于一国外汇储备的多少了。当耗尽了所有外汇储备时,当地政府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别国的帮助,一是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汇率自由浮动。此即前面提到的“三元悖论”在泰国的货币市场的表现。

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按上述货币经济学原理操作的,结果是泰铢崩溃,汇率自由浮动,向IMF请求紧急援助。

在美国的金融霸权下,美国主导的IMF就会提出对美国有利的贷款要求,迫使外国接受,而这样的要求,无一例外的就是美元的经济殖民要求,比如彻底放弃资本管制,放弃银行对外资的限制等等,这些要求本质上就是放弃“三元悖论”中的货币主权,从而彻底使他国货币成为美元的附属货币,经济成为美元的殖民经济。

韩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当时的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在美国的地缘战略的需要下,美国至今在韩国保留了大量驻军,韩国的发展被视为亚洲成长的象征,而且韩国拥有2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在日本银行决定不再延期对韩国的数百亿贷款的威胁下,韩国向IMF提出了救援。为此,美国财政部和IMF的官员准备了55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一笔紧急财务援助,但前提是承诺进行经济改革。这些条件是极其苛刻的,以至于韩国老百姓变卖黄金首饰,支持国家拒绝接受援助。

结果是,1998年3月31日,扛不住的韩国政府决定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从4月1日起允许外资进入证券、银行业,从7月起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这就是美国和IMF的救援真相——格林斯潘事后回忆,和几年前救助墨西哥一样,贷款“条件非常硬”。

印尼总统说,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主导的一次对新兴国家实施的金融战争的阴谋。

2003年,泰国已经提前还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20亿美元贷款,但是为了偿还这些钱主动让泰铢贬值造成的损失还无法估量。泰国总理他信庄严地站在泰国国旗下,宣誓绝对不会再向这些国际银行家们要一分“援助”,甚至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他们欠这些银行家的债务。结果3年后,泰国发生政变,他信被赶下台……

以上就是在美元一贬一升过程中输出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全过程。美元刀不血刃便可使一个国家的财富顷刻消融,甚至发生政权更迭。以泰国货币贬值为导火索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已经有很多的观点和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因此,并不能说是索罗斯及其他金融大鳄的货币冲击导演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但是美国纵容了这些国际游资的冲击,或者说,正是美元的过度发行产生了大量投机资本,而美国利用了资本趋利的天性,利用了危机从而植入经济殖民主义;也使美元刀武器,通过投机资本的媒介,杀向了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蒙代尔“三元悖论”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活生生的实例。在美元的霸权和殖民战略下,至今非美元经济体还是摆脱不了货币主权、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这个奇怪的三角形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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