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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商人作风的真小人
2010-04-29 全球品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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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宣怀,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一个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

  盛宣怀成了一头肥硕的替罪羊,

  罪名是最为骇人的“国”。

  在导致大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风暴中,无论是被推翻的满清,还是高喊着“民权”的新贵,都异口同声地指责:盛宣怀就是引发风暴的罪魁。

  但凡改朝换代,总是需要找出一些替罪羊,以便让他们承担祸国殃民的责任,证明旧社会的腐朽与没落,及新社会的伟大与光明。这几乎是中国历史的标准模式。

  在被大清国政府宣布永远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后不久,新生的民国政府继续对盛宣怀批倒批臭,两次查抄了他的家产。能被前后两个朝代共同唾弃,在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中国,也实在是个异数。

  脚踩官、商两只船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

  首先,盛宣怀的官运实在亨通。如同那个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也在高考(“科举”)场上十分失意,但自从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之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任事,他开始在大清国的官僚体系中青云直上,最后终于成为部长级高官(“尚书”),而且,执掌的是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邮传部。邮传部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大清国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战场。从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该部在六年间居然十三次更换部长,竞争十分激烈,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比部长级别更令人羡慕的是,盛宣怀从踏进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开始,几乎一直都是脚踩官场与商场两只船,而且与胡雪岩那种挖空心思挤入官场内寻找靠山的买卖人不同,盛宣怀下海,几乎都是由组织任命、带着红头文件和财政资金的。当然,盛宣怀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业才干,在官方资源的强大支持下,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几乎无往而不胜。

  打趴“财神”胡雪岩

  “外战”方面,他的经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系列两败俱伤的价格战幕后,大清国政府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不仅授予轮船招商局垄断经营权,而且还提供财政贷款,而又正值美国资本方计划实行战略转移,从中国撤资改投美国新兴的铁路大建设,旗昌轮船上终于升起了黄龙旗,降下了星条旗。

  “内战”方面,盛宣怀最富传奇性的案例,就是将“财神”胡雪岩彻底打趴下。严格地说,盛、胡之间的斗争,并非单纯的商战,而是两人背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力斗争及路线斗争。胡雪岩尽管戴着红顶子,但毕竟没真正在机关内混过,根本不是盛宣怀的对手。当胡高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依托其“阜康钱庄”里的储户资金,与外商进行生丝大战以图获得暴利时,盛宣怀则瞅准时机,轻巧地打断了胡的脊梁骨——资金链。胡雪岩曾经出面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债,这些债务的管理也是阜康钱庄的重要业务和利润。清政府将这些债务分解落实到相应的省份,统一汇总到上海后,由上海道台交给胡雪岩;而外资银行则直接从胡的钱庄按时收取本息。上海官场恰恰掌握在李鸿章和盛宣怀手中。在胡雪岩的生丝大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盛宣怀密令上海道台暂缓向胡支付官方还款,胡的资金链立即绷紧。同时,盛再向外放风阜康钱庄银根不稳,引发了挤兑风潮,胡的资金链终于绷断,导致身败名裂。

  “官督商办”聚敛财富

  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但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

  借“改制”保财富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们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是、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

  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

  铁路国有盛宣怀出轨

  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个月,盛宣怀受到了资政院的严厉指控,认为正是因为他在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方面,“专愎擅权隔绝上下之情”,而导致四川骚乱,连锁引发武昌的“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清政府宣布,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而实际上,导致盛宣怀下岗“出轨”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仅是朝廷的国策,也是民心的向往。但是,铁路国有化的推行遭到地方既得利益者的极大干扰,其中尤以四川铁路公司为最。该公司曾因内部管理问题,导致数百万投资款被公司高层挪用,在上海炒股亏损。股东们抓住国有化的机会,希望由政府来承担这笔损失,遭到盛宣怀的严词拒绝。盛表示,政府的收购资金,本就是全民的资产,怎么可以为一家商业公司腐败亏损去埋单呢?这样的表示,当然合情合理合法,但却无法满足川路股东的要求。为了逼迫政府,他们将这一私利的争夺包装成公益的抗争,宣称国有化必然导致借用外资,从而令国家利权受损。而此前为了筹集铁路建设资金,四川实行了摊派,很多对于铁路及政策一无所知的乡绅也都持有铁路股票,极易被人煽动。在革命党的暗中推动下,“护路”运动终被推上了神坛,而作为全国铁路建设一把手的盛宣怀便成了头号“卖国贼”和政治“痞子”运动的牺牲

  政治高官 商人作风

  戏剧化的是,尽管民国政府依然将盛定位为卖国贼,但却毫不掩饰地继续铁路国有化进程,继续借用外债,而其收购商股的条件远比盛的方案更为苛刻,却没有遭遇任何形式的反抗。

  有学者认为,盛宣怀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时,“不讲政治”,不讲策略,斤斤计较,十足的商人作风,如果当时在川路补偿问题上退让一步,或许就不会弄得天下大乱。其实,在铁路国有化方面,一贯以能干及贪腐著称的盛宣怀,倒是展现了一种中国官场中极为罕见的政治品格:没有选择明哲保身,反而选择了引火烧身。武昌城头的炮声响过之后,高喊动听口号的“君子”们,便取代了“商人作风”的真小人,成为中国舞台的主流,这或许正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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