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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的“能”与晋江的“不能”
2012-12-19 全球品牌网  金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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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能,而且很能,很能到什么程度,恐怕晋江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完。我们可能通过很多媒介已经熟知晋江林林总总的“能”,诸如能创名牌产,能创驰名商标,能创“世界夹克之都”“中国鞋都”之类。这都不假,但这远远不是晋江和晋江人深入骨髓的“能”。

晋江能创造奇迹。晋江的民企,彻头彻尾的草根出身,创业之初,从资金到技术,从人才到管理几乎无一所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恒安30多个创业元老,没有一个小学读完,

 但他们却成功了。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年12月出版 

      晋江人能拼搏、善拼搏。闽南俗语“爱拼才会赢”似乎是晋江人的专属。 晋江人对市场狠,对自己更狠。到晋江的企业参观,感觉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没有下班的概念,没有周末的调剂,没有停歇下来享受享受的打算。与晋江人交流,感觉他们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打造品牌,琢磨着怎么跟最牛最好的人学习,怎么办企业,而且投入的热情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似乎明天就面临生存危机。 为了学习,晋江人可以在人家家门口蹲上几天几夜。许多工厂车间酒店茶楼常常彻夜灯火通明。“可怕的城市”与“睡不着觉的晋江人”一直在演绎着晋江的传奇。当大部分人都在享受生活时,他们却在享受事业。

 晋江人能捕捉商机,善于变危为机,使企业获得超常规发展。这在晋江屡试不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李宁运动产品的崛起、耐克阿迪达斯开始在中国市场发力,晋江的鞋厂老板遭遇最大的挑战,但晋江人嗅到的更多的是契机。1999年,丁世忠以80万元请世界乒乓球冠军孔令辉代言,并大胆赌上全年利润做广告。回报出奇得惊人,不到半年安踏的销售额就提高了30%以上,安踏也由当时的二三线品牌一跃而成为一线品牌。 晋江人更擅长借势,将自己的企业发展融入中国经济发展与民族复兴大业。安踏一直踩着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鼓,从1999年“我选择,我喜欢”的个性张扬到“永不止步”的坚韧执著,不遗余力地把"永不止步"的品牌核心价值融入到现代体育精神中,并始终贯穿体育营销等各项活动中,成就了巨大的品牌感召力。

     晋江能,不啻是创办企业,打造品牌,更在观念变革,开风气之先,发展创新,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各领域。

晋江的企业家能坐在主席台上。台上与台下,几步之差,但在传统习惯以官帽来排座次的当下寓意深远。征地拆迁,多年来一直是令政府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可在晋江,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梅岭组团,拆迁房屋面积近200万平方米,涉及人口2万多,整个征地拆迁仅用了55天。不仅速度快,效率高,而且“零上访”。利益分配机制创新、民生保障体系创新、廉租房建设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创新、用工环境创新,花样繁多,令人耳目一新。

 晋江人似乎天生不愿给人打工,都是直奔老板的鹄的而去。这是否祖先100多年前漂洋过海,筚路蓝缕,输人不输阵,子孙们克绍箕裘,最终沉淀下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呢?新一代晋江企业家身上有着一种令人着迷的品质,胆魄,果敢,自信,好学,天生一副经商头脑,相互比拼又经常抱团打天下,行动迅速,敢争第一。坚守实业,钟情民生。

晋江能创造机会,即使一个外来打工者,在晋江,只要勤劳,肯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劳动就有成功的机会。政府和工会组织也有意打造“名牌工人”“名牌车间”。陈随丽、刘翠金、罗明升、陈江红、方维灿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外来工,他们可有一串响亮的头衔——全国或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车间。晋江有一个庞大的企业管理者群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外来工,从生产第一线做起,现在不乏年薪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 

晋江还有多少“能”,其实并不重要了。套用新闻界的术语,再谈晋江的“能”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我们想窥伺的是,晋江有没有“不能”?

正如晋江有诸多“能”,晋江同样有更多的“不能”。晋江的“不能”似乎更让人揪心、无奈与气短。

    晋江有多少人?一般说400多万:100多万晋江原住民,200多万晋江籍海外人口,还有100多万的外来务工人员——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到晋江扎根下来的“新晋江人”,或者不知道谁发明的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农民工。晋江能改变这一称谓,但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是因为晋江面对当前的户籍制度也无能为力。晋江政府和企业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可以技术升级,但不能调整城乡二元结构——中国最大的结构。内需之所以上不去,城乡收入之所以有差别,原因何在?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几十年来,我们运用户籍这个工具,将大量农民淤滞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常年在外打工,但在城里居无定所。身在城市,根在乡间;在城里赚钱,在家乡盖房,春节前后更如候鸟迁徙般。由此引发的春运潮、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群体性事件在温铁军、于建嵘笔下淋漓尽致。全国最大、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农民是否应有自己的全国性合法代言组织——总农会?

      晋江不能跳脱“市管县”的框框。晋江作为一个县级市,无论是其管理权限,还是其他资源,区区一市显得极为渺小与无能为力。辉煌的背后是隐忧,是苍凉。市管县体制带来的财权、干部人事权矛盾愈益在改革的制度性目标和制度性环境中革步履艰难。 按照目前干部管理体制,县级党委的直接领导是市级党委,在一些实行“强县扩权”的地区,无论行政权力如何改革,官员的任免权还牢牢掌握在上级党委。这就注定了县级领导对市级领导是绝对的服从。

    晋江实行县政突围,实现县政实质化,在中国的总体政治经济制度架构中的中心位置,还要面临多少“不能”的障碍,恐怕晋江人自己也不知道。单纯的经济改革永远无法通向成功之路。即使很“能”的晋江,一旦迈出经济领地,也就捉襟见肘了,诸多“不能”如树上的猴子,尽管东遮西掩,红屁股总暴露无遗。

显然,我们欣赏晋江的“能”,更要着眼国家未来、民族复兴来鉴赏晋江的“不能”。晋江至今还“不能”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哪?晋江发展需要解决但依靠自身力量却“不能”解决的难题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拷问才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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