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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国家离我们还有多远?
2013-08-17 全球品牌网  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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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月6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再次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进入创新性国家行列。屈指一算,只有不到八年半的时间了。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若干领域都有了全球第一的制造能力,初步统计就有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甚至包括电子信息等高端制造业,连美国人都担心国际产业转移会导致其产业空心化,我们的自豪有时到了膨胀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有着掩盖不住的自卑,时时检讨自己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中低端,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底部。于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不停地念叨创新问题,急切盼望也能成为创新型国家——如今,创新终于成为了重中之重的国家发展战略,有了具体明确的发展目标。

  其实放眼全球,如今似乎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最起码是标榜创新的时代。据一家著名网络书店统计,美国现在每月就有80多本书名包含“创新”一词的书籍出版,平均每天近3本。有关搜索统计结果显示,美国上市公司中,去年各个公司以不同方式提到“创新”这个词的次数为33528次,比5年前增加了64%。所有公司都把创新挂在嘴边,并且有的还创设了“首席创新官”之类的头衔,以显示自己处于行业最前沿。但更好玩的是,深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公司所说的创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只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技术进步、产品改良或管理变革,很多时候,甚至根本就是把创新作为幌子。

  我们不能指责这些标榜创新的企业。因为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天然就有创新的巨大动力,至于是否能真正实现创新,那是另一回事,何况从眼前来说这些企业就享受到了标榜创新的好处:比如可以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美誉度,促进相关产品销售;比如塑造一种市场概念,吸引资本关注,提升股票价值,降低融资成本……不管最终的创新成果如何,这些公司都或多或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起码没让自己在这一波创新浪潮中显得落伍。

  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可以靠创新的噱头来应付市场,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相应的市场好处;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是万万不可,因为创新的结果是决定性的,而打造创新基础和创新环境又绝非可以一蹴而就。所以,面对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愿景,我们也必须思考:我们离创新型国家到底还有多远?要建成创新型国家,我们亟须进行哪些工作?

  窃以为,打造创新型国家,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人才,二是机制。

  人才是创新之本,我国是否有足够的创新人才?却是疑点颇大。据科技部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拥有科技人力资源4200多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据教育部统计,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也是世界第一,在校生规模超过2000万人;另外,我国还有海外留学人员近200万人。单从数量看,我国似乎有足够的创新人才。但略一检点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人数规模并不见得能形成创新的规模效应,人数优势并不一定能够形成创新优势,理由在于:这些人才的创新能力如何?他们的创新能力到底能不能发挥出来,能发挥出来多少?而这两点的现状都不容乐观。

  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创新能力普遍弱化。虽然很难有准确的定量分析,但我们身在其中,都有清晰的判断,无数的个案以及多方面的结果也都验证了这点。多年来形成的应试教育、灌输教育模式导致学生的想象力降低、创造力泯灭,已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制约瓶颈之一。而在基本的家庭教育观念中,我们还有一个普遍默认的误区,即认为孩子高中以前可以在国内读书,学习掌握基本知识,然后大学到国外读,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恰恰搞颠倒了。人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基础教育是学生的创造力培养、挖掘时期,大学时期才是专业知识的学习、创新工具的使用时期,没有了基础的创造力,后期学习再好也只能是技术性的创新,而难有革命性的创新。这样的教育模式,或许可以造就一个成功的科研人员或企业,但不能成就一个创新型国家。以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能为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足够的人才支撑吗?这个大大的疑问恐怕不是短时期内能够消除的。

  即使有了足够的创新人才,还要有适宜创新的体制机制,才能让这些人才的创新能量充分发挥出来。那么,我国目前的科技体制和市场体制,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要求?答案依然是不容乐观。

  对于制约创新的体制弊端,官方已有高屋建瓴的“三个不适应”的权威判断,笔者完全赞成。政府主导而非学术主导、学术主导而非企业主导、企业主导而非市场主导,是造成这些弊端的根源。一言以蔽之,正如其他所有领域一样,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然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甚至更高层面的国家创新战略,政府都毫无疑问地占据主导地位。从宏观层面的规划的提出、政策的制定,到微观层面的资金的支出、项目的安排,乃至人员的使用、成果的评价,政府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微不至。这种体制模式,固然造就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但也导致了科研效率低下、社会效益不高、财富效应式微等问题,使可持续的创新研究和良性循环发展受到了极大局限。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市场主导创新的国家,当然也会有众多创新失败的案例,但却不会有普遍的科研资源浪费,也不会有那么多不能创造市场价值社会财富的所谓科研成果,更不会有那么多不是科研成果的科研成果,如花费数亿元国家科研资金最后收获的却是一个盗版产品、投入数百亿元财政经费的某些重点领域至今只能提供若干似是而非的创新成果。创新意味着探索未知,失败的概率当然大于成功的概率,但即使同样是失败的创新,在市场主导的环境中,失败有失败的独特价值,往往成为最终创新成功的阶梯;而在政府主导的环境中,却往往成为沉没成本,成为后面一次次失败的垫脚石。建设创新型国家,没有足够的科技投入固然不可,但却又绝对不是仅仅增加科研投入就能解决的。以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完全相信,到2020年,我国达到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5%以上的目标不是什么难事;但其实际效应,则须靠改革现行体制机制来予以保证。

  所以,最高层提出,要“以改革促创新”,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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