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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是对一个经济体的特性所做的著名结论,而这个经济体刚刚创下11年来最高的增长率纪录,并且自1978年以来
2013-08-19 全球品牌网  尼古拉斯•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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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批评,刺激计划大大加强了政府的作用,因而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市场导向型经济为发展方向的长期经济改革趋势,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批评?按照这个观点,之前中国“允许曾经受到压制的私营企业繁荣发展”,但现在“经常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前进”。借用中国人的措辞,这一批评的简述就是“国进民退”。对它的评价有些复杂,一方面,政府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期间没有推出任何重要的改革措施来加强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提升市场地位的根本性经济改革速度放缓,某些情况下还出现了反转。另一方面,如下文所述,此前市场导向型改革产生的动力仍然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发生作用。

 这个阐述往往得到多项重要衡量指标的佐证,这些指标表明经济刺激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资源分配状况,但不是以牺牲市场的代价来提高政府的地位。2009~2010年银行向企业贷款的模式不支持这一论点,即刺激计划执行期间发放的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被排挤在外。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根据企业规模来分析贷款,因为找不到银行向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贷款的数据。此前的公开数据通常将贷款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向大型企业的,另一类是流向中小型企业的。幸运的是,现在小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分别有各自的数据。因为2/3的小型企业是私营企业,余下的大部分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例如集体企业和合作制企业,所以小型企业贷款很好地代表了私营企业贷款。在另一个分类中,2/5的大型企业属于国有,不到10%是私营。这样,我们有理由用大型企业贷款数据来代表国有企业的数据。我们有个体经营者(有时也被称为家族企业)的贷款数据,这一类贷款应被视为私营企业贷款,尽管中国统计系统没有将个体经营者列为企业。

 如图1–1所示,按百分比计算,家族企业2009和2010年贷款增长率超过任何规模的企业。这两年中,家庭式小企业和农民的贷款分别增加了6 600亿元和11 000亿元。个人商业贷款余额两年内累计增加了90%,对比之下,银行体系向企业提供的全部贷款增长率为60%。此外,2010年年底,1/3的个体经营者贷款余额期限超过一年。因此个体经营者和农民不仅能够以银行贷款充当流动资本,而且可以将贷款用于为某些固定投资项目提供资金。

 2009和2010年,小型企业能够做到贷款增长率远高于大中型企业,这两年银行为小型企业提供的贷款分别增加了1.4万亿和1.7万亿元。事实上,2010年,小型企业贷款增长率是大型企业货款增长率的2倍以上,而且前者的新增贷款绝对金额也超过了后者。

 简而言之,纯属私营性质的个体经营者和绝大部分属于私营的小型企业能够获得银行新增贷款的很大份额,这是中国2008年后期开始的经济刺激计划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家族企业新增贷款尤为引人注目。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最后一年,家族企业的贷款增长率只有贷款总额增长率的一半,因此他们的新增贷款只有非常保守的1 925亿元。前面提到过,这种模式在2009~2010年发生反转。有两种批评声音,一是中国“银行存在的目的是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资金”,二是“中国的银行绝大部分贷款贷给了国有企业,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二者都是陈词滥调,完全不正确。与此类似,有人估计“刺激计划90%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这也与现实不符。

 认为经济刺激计划赋予国有企业凌驾于私营企业之上的特权的批评是,国有企业兜里装满了来自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资金,在金融危机期间吞并私营的行业竞争者,以便扩张它们的经济领地。2009年政府的确将一些小规模的私营煤矿国有化,在充分透明的情况下迫使私营的日照钢铁公司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合并。可是这些是个案,并非有意扩大政府的经济地盘。2009年,山西省发起了一场运动,将小型私营煤矿国有化并交给大型国有运营商管理,以此实现煤炭行业内部联合。这场运动的动机是中央政府意图减少矿难的发生,这类事故频发,令人咋舌。中国的私营煤矿利润很高,部分原因是小规模私营煤矿矿主在安全措施上压缩成本的意愿强烈,因此这些煤矿在矿难和人员伤亡事故中所占比例过高。此前政府试图对为数众多的小型私营煤矿加强安全监管,但收效甚微。诺顿的分析表明,日照钢铁这个案例并不简单,但是与更广泛地提高国有钢铁企业地位的趋势无关。事实上,2008年粗钢产量占全国产量大约40%的私营钢铁公司在2009~2010年经历飞速发展,当时国家投资猛增,对钢铁产品的需求量随之大涨。

 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产品增产量的总数据还支持这一观点: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没有延伸到煤炭以外的领域。如果国有企业兼并私营企业的现象普遍,人们就会预见到国有企业产出比重的上升。但是2009~2010年的一个特点是,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实质性地延续了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少于2/5的工业领域,表现尤为明显。1978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出比重为81%;30年后,随着全球金融风暴开始肆虐,这个比重降至28%。与诺顿的“国有领域的收缩现在停止了”这一断言相反,收缩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势头不减。2009和2010年,全国工业产值分别增长11.0%和15.7%。图1–2分别列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产出增长率。2009年国有企业产出增长率只有6.9%,2010年为13.7%。根据国有企业产出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的表现,可以说由它们贡献的工业产出的比重在这两年继续下降,这延续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30年来显而易见的模式。

 通过分析图1–2中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工业企业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2009年最差的经济增长率成绩为6.2%,交卷者是外资企业。不过此类企业的产品以出口为导向的比例过高,占中国总出口的一半。由于中国的出口在这一年大幅下滑,这些企业的增长率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出现明显下降,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随着中国出口在2010年猛增30%以上,并且出口额打破此前2008年的纪录,外资企业的增长率也强烈反弹至14.5%,超过了国有企业。2009和2010年,私营企业的表现位列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首,增长率分别为18.7%和20%。不同混合所有制(包括集体制、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企业的成绩也超过国有企业,但超出值比私营企业小。

 在出口领域,国有企业仍然辉煌难续,而私营企业风采依旧。在1995年,国有企业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不低于2/3。到2008年,它们的比重跌至18%,并且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继续下跌,2010年为14%。起初是外资企业填补了国有企业出口能力减弱而让出的大部分空间。但它们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高峰,从这一年到2010年年末,私营企业的出口比重增长了1倍,达到30%。2009~2010年,私营企业第一次成为中国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最后,我们可以考察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资产增值的对比情况。危机爆发前两年,私营企业资产平均增值率为37%,是国有企业18%的平均增值率的2倍。经济刺激计划执行期间,私营企业资产增值率与国有企业的比值跌至1.5∶1。因此,对于我们讨论的4个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存在证据表明国有企业从刺激计划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私营企业。我们应该记住两条忠告:第一,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结果反映了基础设施投资在刺激计划执行期间得到实质性增加,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国有企业,但制造业服务业私营企业加大投资的能力并没有受到损害;第二,这项刺激计划并非绝对有利于国有企业扩张资产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刺激计划只是一定程度上使私营企业的资产增值能力比国有企业下降得更快。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绝非完美,可是中国政治体系的确做出了快速理性的连续反应,创造出强劲的增长动力,成功带领中国度过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银行为刺激计划提供的资金主要来自大量新增贷款。这蕴含着通货膨胀上升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在推行刺激计划的第二年年末开始转化为现实。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执行2009年中期开始的逐步紧缩措施,到2011年中期广义货币增长率下降到与高速增长和温和通胀同步的程度。2009~2010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加速升温,金融杠杆持续放大,尽管政府成功地控制了这种形势,但没有遏制住房地产过度投资,这也许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宏观风险,第三章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刺激计划没有导致制造业出现大规模过剩产能,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2010~2011年工业产品价格下滑。2009年个人消费出人意料地强劲,但随后的2010年差强人意,这给批评人士提供了“子弹”。虽然担忧地方投资公司的债务规模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此类债务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带来长期的正面经济效益。要为这些债务和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成功融资,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发展长期债券市场,还有可能需要建立某种明确的机制,以便为偿还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债务提供利息补贴。

 最终结论是,经济刺激计划没有牺牲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利益来大范围加强政府的作用。即使在危机的高峰期间,国有企业也没有提高银行贷款的比重,实际上它们的比重下降了,而且国有企业产出在工业增加值和出口中所占比重继续减少,速度大致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相同。另外,纯私营企业成为制造业产出和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推动者。与此类似的是家庭银行贷款(用以支持家族企业和购房抵押贷款)的比重大幅上升。尽管有人描述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海报男孩,成功挑战了西方自由市场模式,但是无论是从占银行贷款总量的比重、占工业产出的比重还是占出口的比重来判断,国有企业地位的持续下降趋势并没有因为经济刺激计划而扭转。我们不必否认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国有企业在电信、金融、石油和其他几个行业保持垄断和准垄断。但是在这些领域,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图景的一个持久特征。过多强调这些企业长期的重要地位可能导致人们忽视中国经济其他领域的重大进步。

 现在判断2009~2010年加速实施的国家工业政策是否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还为时尚早。正如诺顿所言,中国“本土创新”政策的起源显然要追溯到早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2005年,当时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10年)》。这项倡议包括若干于2009~2010年执行的补充政策,最终它将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平衡,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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