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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经济学家张维迎:财富分配需要市场的逻辑
2013-09-08 全球品牌网  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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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中国上榜公司又创新纪录,达79家(数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2家)。不难发现,中国入围企业大多集中于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汽车、银行等行业,其中,国企仍占绝大多数。

  而相比之下,上榜民营企业尽管达到了5家的历史高点,但在众多主营业务为能源、商业银行、汽车制造的“巨无霸”国企映衬下,仍显黯淡。

  这一对比,是否也折射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对此,持不同观点或立场的学者自然会从各自角度来解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是国内著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于不久前接受了朱敏总编的专访,不妨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呼唤企业家精神

  朱敏:在201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等近10家国企荣登前100强,中石化更是跻身前五。对此,您认为大量国企的上榜是依赖体制和资源的“红利”,还是凭借市场实力和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在欧美西方国家,由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也会出现一些大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做大,往往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竞争力,在同样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占有更多的市场。同时,这些大企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机制,它们的成功是其创造财富的结果。

  但是,在中国就须另当别论。这些国企之所以能够荣登世界500强榜单,主要依靠的就是对资源的垄断,是我国的法律和政策给予它们的特权,并不是通过竞争得到的。据我观察,这些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它们所占有的资源是极不成比例的,其在社会上占有资源、享有特权的份额远远大于其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值。以工业企业为例,国有工业企业在整个工业企业中占据的资产高于它们创造的销售额产值约12个百分点。这些还只是有形的资源垄断,而无形的资源垄断(如电信牌照垄断等)就更多了。如果中国有足够多的自由竞争技术进步的诸多好处将由消费者共同分享。

  朱敏:面对社会舆论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批评甚至讨伐,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最近发表言论为国企打抱不平,认为国企理所应当拥有更大的市场。在类似这样的国企领导人身上,究竟有没有企业家精神存在?

  张维迎:“企业家”的概念并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需要企业家是因为我们对社会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一批目光更敏锐、判断力更强的人帮助我们看到未来。而把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则需要极强的创新能力,并在转变的过程中承担极大的风险。这些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不可否认,在国企中也有一些颇具企业家素质的优秀领导人。作为个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肯定会把企业治理得更好,而国企本身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整个社会效率更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能成为捍卫国企的理由,只要国家授予国企一定的特权,民企和国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的。

  朱敏:但也有人以不容置喙的口气高呼“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对于这样的观点又该怎么看?

  张维迎:我不是太认同这样的观点。“领头羊”企业一定是创造能力最强的企业,而创造能力则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在市场没有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仅用销售额这种简单的数字为国企辩护是不成功的。还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我觉得这种说法问题更大。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国家看成家庭,国家中的企业和人民应该享受机会平等,不应该出现论资排辈的情况。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理应更受尊重,采用非竞争性方式塑造出来的所谓强大,本身也可理解为一种对社会财富不公平的分配,甚至掠夺。

  朱敏:非竞争性方式,或者说非公平的竞争方式,看来非但孕育不了企业家精神,反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敌。那么,企业家精神是不是只体现在财富的创造阶段,抑或贯穿于从财富创造至财富社会化的全过程?

  张维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每个企业家的个性都是不同的。从整体而言,企业家主要负责财富的产生,为社会带来更新的技术和产品,让人活得更幸福,进步更快。在市场经济中,为社会带来的价值就是财富,企业家只有在不断创造的过程中才能产生财富。

  财富分配的市场逻辑

  朱敏:您一再表示“应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切都遵循市场的逻辑。但有些人对此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诸如当前中国的房价问题及粮食安全问题,恐怕无法仅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来解决。

  张维迎:人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凯恩斯的思想是在大萧条的情况下产生的理论,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的政府。我们的房价问题恰恰出在政府,现在的土地是政府垄断的,是畸形的。

  朱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困境无法仅仅依赖于奥地利学派或者凯恩斯学派中的某一方,两者的巧妙结合才可产生最佳效果。这究竟是一种审时度势的辩证思维,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中庸观点?

  张维迎:我们需要政府,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由和财产权,只有在保护财产权的基础上,市场才能够运行。另外,政府还应该建立一个有利于市场有效运作和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制度。

  但是现在,政府不断地约束市场,排挤市场,抑制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就不对了。国家建立后需要统治者和政府机构,但统治者可能会越过国家存在本身的合理性范围,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谋求私利,从而畅通无阻地去做本来没有权限做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做到对政府的约束呢?就是要实行宪政与民主,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让人类变得更自由。

  朱敏:“市场的逻辑”在财富的社会化环节中是如何运行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机制,保障财富的正常社会化及其合理分配?

  张维迎: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市场经济下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市场中最重要的财富分配机制就是对财富的消费。比如以前三万块钱的手机现在只要一千块钱,虽然你没感觉到自己财富的增加,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的财富确实增加了。市场本身的竞争就变成了一个分配财富的过程,所有的价值最后都来自消费者。没有自由的竞争,财富分配就不可能完成。

  另外,我们还需要机会的平等,一个机会平等的市场才是分配财富最好的方式。有人认为市场会带来两极分化,在我看来,公平竞争环境下的市场很难带来两极分化,市场竞争会不断回归,不断产生新的创造者。一个充分平等的竞争环境可以使人的先天性差距缩小,每个人各尽其才,就不会产生单一的财富分配方式。

  朱敏:当今中国,财富占有与分配严重的非均衡已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公平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初步来看,可归结于中国的产权制度与资本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但这背后显然还有更为深层次的缘由,您认为是什么?

  张维迎:中国现在最大的不均衡,是由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过强的控制,以及政府对企业家精神施予过强的抑制造成的。慈善事业也是这样的,慈善是一种民间私有财产的力量,只有在自由体制中才出现,专制体制下是不可能有慈善的。所以,中国政府将慈善业垄断了之后,中国就不再有真正的慈善。

  现在的中国慈善业,很多情况下是在表演爱心,把慈善业当做一种寻租的空间,而不是真正的、有责任的爱心。还有人把钱捐给政府、捐给公安局,这种现象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是不合法的,是畸形和变态的,政府应该保持自身的公正性。

  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朱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道统理想,与现代企业家精神之间到底有没有逻辑上的关联或冲突?

  张维迎:二者没有矛盾。很多企业家一开始是因为养活不了自己而去做企业的,但把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他们的胸怀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关注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企业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更需要他们极强的社会责任心。

  朱敏:您在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又该如何考核?当前中国企业家普遍缺乏安全感,甚至越富越不安。除了投资增值,如何让他们的财富产生超越货币性的意义,发挥最大的价值?

  张维迎:企业需要消费者满意才能够赚钱,而企业只有创新才能够让消费者满意,这些都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安全感,对于如今中国掀起的移民潮,政府是需要反思的。如果政府能给市场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财富自然会来,财富分配也自然会合理。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脑子和双手养活自己,才能够过得有尊严。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能够给人以尊严,靠个人的努力创造生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朱敏:在一个成熟社会的构成中,政府是第一部门,企业是第二部门,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政府部门是第三部门。但中国目前对可以充当解压阀或缓冲带的社会组织依然没有合理放开,这种情况之下,民间慈善如何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有力补充?如何运用市场经济的力量重建社会?

  张维迎:民间的力量只有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才有。我们这个国家是没有社会的,只有政府和个人。要用别人最能帮助的方式帮助别人。但是,重建一个社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合理的事情都会出来。但是我充分相信,如果中国把大量的资源放开,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竞争,不受官僚体制的压制,每个人不仅会过得更好,而且会更有爱心。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这个自由的,只有官员才有脆弱的尊严。

  朱敏:作为财富的一种分配行为,慈善可否兼具创造财富的功能,应当如何看待慈善目标与商业模式的结合?

  张维迎:跟商业模式的结合,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商业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而慈善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一个再生机制,需要盈利部门、优秀的员工,更需要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如福特基金会、诺贝尔奖委员会等机构也正是靠着商业模式在维持。慈善是民间的、自发的事情,靠政府做慈善本身就是个笑话,慈善款被征税更是荒唐的事情。

  学术与政策不应混淆

  朱敏: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往往需要思想家和学者的倡导。您是否赞同“精英文化”?

  张维迎:任何社会肯定都有精英,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崛起就是一类社会精英。他们为我们在社会的前进中不断探索,减少无知,树立好的社会规范。精英不是一个特权,而是一种责任,要为社会的走向有所担当。

  朱敏:我们看到,在当前有关问题的讨论中,一些舆论往往把学者的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混为一谈,这样既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进。

  张维迎:这个现象我曾经专门谈过。我一直认为,学者的本职是“求真”,把问题搞清楚,说透彻。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学术观点不仅不是赞成腐败,恰恰相反,是希望人们能认识清楚腐败的根源,从而找到反腐败的有效办法。

  朱敏:学者与政客不同。

  张维迎:真正的学者只说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政客是说别人喜欢听的或“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学者。

  不同的学者可能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通过学术争论辨明真伪,也可能永远不能辨明真伪,但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学者讨论问题时要讲学术规范,讲逻辑,不能哗众取宠。

  朱敏:但是学者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主张。

  张维迎: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与普通民众是平等的,他们影响政策的惟一优势是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说服力,而非个人的价值判断。由于真正的学者通常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的理论有很深的信仰,并且对政策的后果看得比一般人远。这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他们也很注重自己的长远声誉,希望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考验,所以如果不是媚俗大众,他们的政策主张可能会与多数人的喜好相同,也可能不同。

  朱敏:如此一来,跟学术观点相比,政策主张具体有什么不同之处?

  张维迎:政策是可以投票的,因为政策的制定是科学与政治过程的结合。在政策制定之前,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听取专家意见,做可行性论证,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的过程。但最后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时,一定是一个政治过程,不论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些重大的政策,民主国家可能要投票,专制国家个人说了算,但无论投票还是个人说了算,都是政治,所以很少有哪个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学者的主张制定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如何,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偏好,所以任何政策都会有人反对。我们还必须明白,也并非多数人的选择一定就有利于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防止多数人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俘虏;我们也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变成少数人中的一员,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 编者注:以下为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与企业家的看法,选自《市场的逻辑》一书 )

  经济改革与企业家

  讨论中国经济改革,不能不涉及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价格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1993年之后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也不可能顺利进行。非国有部门不仅接手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将死资产变成活资本,而且接手了国有企业改制释放出来的大量下岗职工。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最初也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在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就业机会和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

  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经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人企业,都是先从某些地方自发产生,然后往往通过高层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之后党代会确认,最后全国人大立法确认。过去的中国,大的政策变化都遵循这一套路。每到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总会产生新的说法,每一个说法都会推动中国往前走。举私有企业的例子来说,私有企业主要从农村开始发展。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中国可以有私人财产了,之后个体户就有了合法身份。与此同时,80年代早期,各地开始产生自发的私有企业,但1988年之前私人企业是不合法的。在1982年,温州有一个大案,从事私人企业的“八大王”,7个被逮捕,1人逃跑,他们惟一的罪状就是雇人生产小商品赚了钱。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市政府为他们平了反。1987年,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年春天,全国人大修改宪法。从1988年之后开始,才可以在工商局注册私人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年底十四大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着第二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私人企业开始迅速发展。

  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过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最聪明人的配置,最聪明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种角色最适合聪明人做:一是政府官员、政治家,二是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1000多年里,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工作,这种激励机制使得最聪明的人有机会能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改变。我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家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农民企业家。1978年之前,中国最聪明的人或者在政府,或者在农村。由于户口管制,农村出身的人只能当农民,没有机会当工人、干部,因此农村也聚集了一批聪明人,他们只能当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等村干部职务;当不了这些村干部的人就只能投机倒把,最后可能坐牢。

  因此,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就是农民转变的企业家,农村的能人。由于在1988年之前,私有企业是非法的,企业家没有社会地位,因此除了农民和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外,没人愿意干个体户,没有人愿意办企业。当时个体户和私有企业主的地位很低,连找对象都很难,虽然他们钱可能赚得很多。在1985年的时候,可以说,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跃居第一,但是社会地位却排在倒数第二,仅比农民好一点。第一代做民营经济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人。可以说,中国的户口管制为我们保留了企业家的火种,为中国的改革准备了人力资本条件。没有这些农民企业家,中国的改革会非常地困难。

  第二代企业家出现在1988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下海。这有几个原因:一是1988年私有企业合法化。二是1989年政治风波,有一批政府官员犯了政治错误,失去了政治前途,于是他们需要找寻别的出路。三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1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从此之后这个运动就没有中断。

  第三代是海归派和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是过去10年随着高科技产业发生的事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搜狐张朝阳等,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人才,他们多是名校毕业,海外留学,并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我将胡润的中国富人榜的前200名的背景做了一个详细搜索,将他们的创业时间和背景做了一个分析。在第一个10年里创业的人,55.3%的人是农民和无业人员,17.1%的人是港澳同胞——实际大部分是移民出去的内地农民,只是他们有亲戚在港澳,所以大体上有72%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农民和无业者出身。第二个10年创业的企业家中,71.9%的人是国家干部和国企职工出身。第三代企业家中,9个人里5个人有海外留学和高科技背景。

  企业家的成长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第一个10年创业的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没有机会到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或者因为投机倒把坐过牢,所以只好自己创业。第二个10年激励机制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要安电话、坐飞机、坐软卧都必须是政府官员,但之后私营企业主坐的车、住的房子可能比政府高级干部还要好,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变化。政府工作人员下海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对国家的贡献要比他们在政府工作大得多。第三个10年吸引了很多海外归国人才,这与中国更开放、更自由、产权更好的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有着不同的作用。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主要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因为他们视野不宽。第二代企业家搞房地产、金融,他们有的在政府工作过,受教育程度较高,出过国眼界开阔,能够对国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第三代企业家搞高科技、互联网,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能拿到国际资本。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没有他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比方说,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你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

  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把13亿人分成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虽然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这就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它,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就不买它的东西,它就要完蛋。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1万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亿,1万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生产工人,为什么要信任它?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的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是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谈市场经济,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只从价格的角度,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但非常遗憾,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企业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是指行为的功能。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欢企业家,不重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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