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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公心与私利
2013-09-11 全球品牌网  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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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眼看着“傻子瓜子”的创办者年广久被抓被放,甚至惊动最高领导定夺;辩论着雇用几个人算是剥削,8个就是分界线;直到可以把民营企业家算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可以成为中共党员;再到让民营企业家登堂入室,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参政议政了。粗略一看,中国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没有人大、政协头衔的已经不多了。毫无疑问,从这个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民营企业家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就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宗庆后的提案


  但本文不想进行这样的宏大叙事。仅想从一个案例看几小问题。


  宗庆后无疑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人物,同时也堪称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典型代表。首先是其资格老,已经两届10年了;其次是其真参政议政,10次人代会共提出议案和建议124项(条),是最积极建言的民营企业家之一;第三则是其提案和建议颇具代表性,值得作为案例来加以剖析。


  2003~2012年,宗庆后在10次全国人代会共提出议案和建议124项/条,其中议案9项,建议115条。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新闻等领域,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但我们需要问的是:


  其一,作为人大代表,宗庆后是否做到了出于公心而不是私利?


  其二,参政议政是很复杂的工作,宗庆后作为一名企业家,是否有能力、有时间尽职尽责?


  近年来最著名的涉嫌“夹带私货”的议案和建议之一,就是2007年的《关于立法限制外资通过并购垄断我国各个行业维护经济安全的议案》。但恰恰就是这一个,体现出了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公心与私利冲突。


  众所周知,当时这个议案提出的背景,是宗庆后和达能正为娃哈哈股权和商标纠纷争执不下时。从合同、契约的角度讲,宗庆后无疑站不住脚,说自己签合同的时候不懂、达能设了圈套之类等说法都不可能让宗庆后占有法理优势,而只能激起民众的同仇敌忾之心、御外侮于国门外之义——但这也恰恰是宗庆后成功的地方。宗庆后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包括对于舆论的,也包括参政议政的,来对达能进行回击。


  回击的最主要手法就是避实就虚,回避具体的合同、法律、商业问题,而引向外资与民营企业之争、中外之争、国家民族利益之争,宗庆后摇身一变从违约者变成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于是国内群情激昂,对达能的“阴谋”和“卑劣”人人喊打,并掀起了一股敌视跨国公司、无视法律(别忘了,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法律)尊严和商业信用的浪潮。所以在当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宗庆后也就这个方面的议题提出了议案。


  在这个议案中,“案由、案据”是“外资并购……导致许多重要行业或龙头企业被其控制”、“这些外资利用其控股地位,说撤就撤,直接威胁到相关产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这样没有具体论据但却有定性判断的表述,“方案”中也有“对发现已有并购中存在外资恶意并购或形成行业垄断的,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分拆或撤销,修改不合理的合同”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没问题,其实是在为自己的违约解套的解决办法,最后的结局也果如宗庆后所愿,随着国内舆论对达能的围剿,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宗庆后一边。虽然过程中还出了疑似达能主导的宗庆后偷漏巨额个人所得税风波,但宗庆后还是赢得了这场股权和商标之争的最终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宗庆后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有没有发挥作用?包括涉嫌偷漏个人所得税一事,如果没有人大代表的红帽子,是否可以补税就能轻易过关?毕竟,即使是达能举报,只要证明偷漏税不是栽赃陷害、无中生有,法律就不应网开一面。从这个角度讲,很多人,不管是参政议政的企业家本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把企业家的人大代表身份当作“红帽子”、“护身符”,也不是没有道理。


  根本在制度设计


  当然,在某些时候,民营企业的正常、合理诉求本就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让他们参政议政,不就是让他们表达的吗?首先表达自身、自己代表的群体的利益,然后再考虑全局、国家利益和其他群体利益,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是正当的、合乎规则的。


  而且,民营企业家的自身诉求,并不一定与公共利益冲突,相反,在目前状况下,民营企业家还是总体向上的阶层,代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其基本诉求和利益是符合大的公共利益的,比如近年密集的关于民营企业税费融资待遇和经营环境改善等提案和建议,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只是,通过参政议政身份地位保护或者实现个人私利,也应有个界线,比如在法律范围内、不侵犯他人利益、受选民监督等。


  另外一方面,民营企业家的参政议政能力也很重要。总体说来,由于基本素质、所处环境、视野思路等原因,民营企业家的参政议政能力在目前的两会代表委员中,还算是高的。最大的官员群体由于利益局限和体制惰性,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正面效应在衰减甚至趋向负;文体界的代表委员则多半是考虑到其“代表性”、专业成就和知名度,选取了一堆文体明星花瓶,但多半为美其名曰“学习”的打酱油者。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由于其在现阶段中国环境中的先进性,其自身诉求更与发展大势吻合,对问题的观察和建议也更具有先进性和建设性。而在这些民营企业家中,宗庆后无疑又是极为敬业而且更为“职业”的。这从其每年10多项的议案和建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观察研究宗庆后历年的议案和建议,也很有意思:涉及面广,较为规范,有一定深度,但也不乏浮光掠影、似是而非甚至是误导的。让我们看看宗庆后2012年的部分议案和建议:


  《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建议》、《关于税制改革的几点建议》、《关于银行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建议》、《关于调整出口与引进外资政策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关于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及建设长效保障机制的几点建议》……


  通过题目即可知其内容,也可知其角度。不得不说,真是难为了年逾六旬、掌管着上百亿企业资产的宗庆后先生了!如此广泛的范围,如此专业、高难度的问题,宗庆后是否做过专门的深入研究,从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我是做研究的,深知要把所有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把握准确,还要提出解决方案,几乎不可能。一方面,宗庆后确实令人敬佩,但另一方面,对其专业素养、议案和建议的合理性、操作性与价值,却不能不抱有怀疑的态度。


  比如其在2009年的《关于规范新闻媒体运作的建议》。宗庆后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整顿媒体队伍,提高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素养;第二,加强对媒体的纪律监管和社会监督。


  这样的建议,有任何积极意义和长远价值吗?这不仅是在浪费国家的参政议政资源,更暴露出参政议政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两会的功能定位、人员构成、职责行使,等等。


  总而言之,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有正面积极意义,但作用有限,更多是象征性的。民营企业家乃至其他群体的广泛、深入参政议政,还有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有待人大政协等机构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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