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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 第一部分 征服世界之种 第2章 咖啡王国
2013-11-08 全球品牌网  [美]彭德格拉斯特(Pendergra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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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你们或许以为咖啡和糖是西印度群岛的自然作物。然而,两百年前的西印度群岛,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里实际上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长出来过。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说这番话的时候,西印度群岛的咖啡种植业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然而,就在西印度群岛咖啡种植业走下坡路的时候,1850~1900年,巴西、委内瑞拉等大部分中美洲本来不种咖啡的国家取代西印度群岛开始种植咖啡,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印度国家以及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和哥伦比亚也开始种植咖啡。咖啡豆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定了这些地区的法律规定和政府职能,拖延了这些地区奴隶制废除的步伐,加重了这些地区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但是却刺激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巴西,正是在这段时期一跃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咖啡强国,也是最大的咖啡出口国。咖啡历史学家史蒂文·托皮克(Steven Topik)说:“巴西不仅简单地满足世界咖啡市场的需求,还生产大量廉价咖啡供给北美和欧洲的工人阶级饮用。”

   巴西和中美洲直到1821年和1822年才分别相继摆脱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之后才开始重视咖啡种植业。1807年11月,拿破仑大军攻陷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迫使葡萄牙皇室集体逃亡到海上,乘坐英国船只到达巴西东南部城市里约热内卢,之后,葡萄牙当时的摄政王若昂六世定居里约热内卢。他在这里宣布巴西王国成立,并且大力推动农业发展,在里约热内卢的皇家植物园实验性地栽培种植咖啡新品种,还把咖啡种子分配给其他种植园主。1820年,葡萄牙国内波图尔起义爆发,若昂六世国王即刻回国,把巴西交给了他的儿子佩德罗,封其为摄政王。

   当时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人们不堪忍受殖民枷锁,纷纷起义。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带领下,中美洲也发动起义,最后,1822年,当时留在巴西的摄政王佩德罗也自封为佩德罗一世国王。1831年,他顶着群众的巨大压力,让位给自己年仅5岁的儿子。9年以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暴动和纷乱,佩罗德一世控制了局面,受到了人民的拥护,14岁的佩德罗二世即位。在佩德罗二世的长期统治下,咖啡成为巴西最重要的产物。

巴西咖啡种植园

   后来巴西咖啡种植园兴起和所发生的一切,也向人类证明:如果过度依赖某一种作物,那么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要冒很大风险。咖啡既成就了现代化的巴西,也给人类和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

   巴西拥有超过851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是世界上第五大国。北起赤道以南,几乎跨越半个南美洲。葡萄牙人发现、开发并征服了巴西,起初抵达巴西的葡萄牙人无一不迷恋巴西的迷人风光。1560年,一位神父写道:“如果人间有天堂,那么这片天堂一定是在巴西。”

   很可惜,自从葡萄牙人来到巴西以后,就开始不断破坏这片人间天堂。17~18世纪,巴西的欧洲殖民者大规模种植甘蔗,已经形成了巴西特有的大农场种植模式,与此同时,奴隶们被迫在惨无人道的环境下超负荷劳作,他们的平均劳动寿命只有7年。当时的奴隶主为了赚取更多利润,宁愿引进新的奴隶,也不愿意给生病的奴隶治病。就这样,不断扩张的甘蔗最终把东北部地区变成了一片荒原。

   19世纪20年代以后,蔗糖价格大跌,于是大量资金和劳动力向东南部转移,开始在帕拉伊巴山谷扩展咖啡种植。当时帕赫塔从法国总督妻子那里得到种子后,带回巴西北部靠近赤道的巴拉种植,效果一般;1774年,比利时传教士在巴西偏南、气候较温和的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山上种植咖啡,大获丰收。从此以后,咖啡就主要在南部种植。18世纪,巴西南部著名的红土地是主要的黄金和钻石开采区,因此从未耕种过,一直是一片处女地。如今,这片土地上的稀有矿物已经枯竭,昔日运黄金的骡子如今沿着早已开发好的路把咖啡豆运到港口供出口,而那些从开采矿物中幸存下来的奴隶也转而种植和收获咖啡。随着咖啡种植业的进一步扩大,里约热内卢的奴隶进口数量激增,人数从1825年的26245人增至1828年的43555人。此时,整个巴西引进的奴隶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占巴西总人口的1/3。

巴西的咖啡业是在非洲奴隶的背上建立起来的。

   19世纪初,英国宣布奴隶买卖非法,于是巴西政府为了讨好英国,1831年也宣布进口奴隶非法,但是却并不照此执行,依旧继续进口奴隶。然而,在奴隶制度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奴隶主们趁着最后的一次机会,大量进口奴隶,仅1848年一年就进口奴隶6万人。

   后来英国战舰开始在海上抓捕运送奴隶的船只,1850年,巴西立法机构才被迫因此真正严厉禁止奴隶进口。而已经在巴西的约200万奴隶还是奴隶身份,并没有获得解放。巴西巨大规模种植业的大庄园制度,使得当时奴隶的生活就像美国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奴隶的生活状态一样,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而咖啡农场主则成为巴西最富裕的一群人。

   后来一位去帕拉伊巴咖啡山谷的旅行者详细描述了奴隶一天的工作安排:

   黑人奴隶被严密监管,每天像机器一样工作。凌晨4点,所有工人被叫起来唱祷文,然后就排队前往农场干活……晚上七点,这些工人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庄园主家里……吃完饭后,庄园主又安排奴隶去干各种打扫或者研磨类的家务活,直到晚上9点才允许他们睡觉。男奴和女奴被安排在不同的营房,每天晚上能睡7个小时,这也是为了接下来的一天能几乎不间断地工作而准备。

   尽管有些庄园主对奴隶还不错,但也有些庄园主把奴隶当成泄欲的对象。殴打和杀害奴隶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奴隶主不会受到公审。奴隶的孩子们通常被卖到很远的地方,远离父母。庄园主害怕奴隶报复,通常都全副武装。奴隶报复的方式各种各样,他们会在庄园主的靴子里放毒蝎子,还会在庄园主喝的玉米粥里混入碎玻璃碴。奴隶主把奴隶看成次等人类。曾经有个奴隶主对他的儿子说:“奴隶是介于我们人类和各种野兽之间的次等生物。”

   在整个西半球,巴西奴隶制度的保留时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巴西的奴隶制度还没废除,皇帝佩德罗二世早在30年前就释放了自己的奴隶,直到1871年,他才颁布《胎儿自由法案》,规定此后奴隶的新生儿全部获得自由。这样,就保证了奴隶制度能逐年消亡。即便如此,庄园主和各种利益团体的政客们还在为反对废除奴隶制而挣扎。一位巴西议会成员1880年说:“巴西离不了咖啡,而咖啡离不了黑奴啊。”

争地之战

   生态历史学家沃伦·迪恩(Warren Dean)在《斧头与火把毁灭巴西雨林》(With Broadax and Firebrand:The Destruction of the Brazilian Atlantic Forest)一书中记录了咖啡对巴西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巴西5~6月是冬季,这时候,大批的伐木工人都从山脚下开始砍树,他们通常会砍下茂密的树枝和粗壮的树干,只差连根拔起了。迪恩写道:“伐木工头找出最高大粗壮的巨树,然后挥着斧头一起用力砍,最后巨树应声倒地,还会连带压倒周围其他树木。每倒一棵巨树,整座山都会发出巨大的山崩一样的响声,震得山中鹦鹉、犀鸟、百灵乱飞,尘土也漫天飞扬。”倒下的巨树就这样渐渐枯槁,几个星期以后,有人会来放把火烧掉这个巨树的枝叶和树干。正因为这样焚烧树木,整个山地的上空都会弥漫着黄色悬浮物,像一层幕布似的遮天蔽日,一直会持续到旱季结束。迪恩观察后发现:“经过斧头和火把的洗礼,这片雨林就像是一座现代的杀戮战场,整个山地一片焦黑、阴森而荒凉。”

   火烧山林之后,咖啡农会给这片刚“开垦”出来的处女地施上肥料,然后赶紧种上长了一年出芽的咖啡幼苗,这些咖啡幼苗都是手工播种并在大棚里用遮阴栽培法种出来的。之后,咖啡树直接暴晒,采用无遮阴栽培法,为了吸取养分榨干了土壤的腐殖层。咖啡树被沿着山坡一排一排地种植,咖啡农也很少施肥,于是土壤加速恶化。也正因如此,咖啡收成时好时坏。通常来说,咖啡树头年大丰收后,第二年就会歉收,以此休养生息,但是巴西的咖啡农破坏了这种自然规律。一旦巴西的咖啡农发现某片土地露出疲态,他们就简单粗暴地放弃这片土地,然后再去把新的雨林夷为平地并种植咖啡。这些热带雨林和北方乔木森林不同,一旦遭到破坏,通常需要几百年才能再生。

如何种植并收获巴西咖啡

   巴西咖啡所采用的栽培法是最简单的、对咖啡呵护最少的方法。他们重视咖啡产量而不重视质量。他们基本继承了传统的咖啡栽培法。[1]

   咖啡最适合在风化的火山岩土壤中栽种,火山岩土壤中含有大量腐化的植物养分,呈现出一种红色黏土状,当地人将这种土称为“红土”。咖啡树苗种下后4~5年可以丰收。咖啡树种在巴西肥沃的土地上,每年可以开3~4次美丽的白花,也就是可以收获3~4次咖啡豆。(世界其他地区种植的咖啡树每年大约只能开1~2次花。)只需要一场大雨,咖啡树的白花就会绽放,白花绽放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花香怡人,但是花期短暂。大部分咖啡树是自花授粉,不需要吸引蜜蜂传播花粉,所以很适合采用单一栽培法。

   对于咖啡农来说,咖啡树首次结果之前的开花期至关重要,必须多加保护才行。一场狂风或者冰雹突袭,整批作物都有可能毁于一旦。19世纪末以前,人们只知道原产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拉比卡咖啡,这种咖啡最好种在海拔3000~6000英尺的山地,并且年平均气温保持在21摄氏度左右,温度绝不能低于冰点,也绝不能高于27摄氏度。高山种植的阿拉比卡咖啡由于海拔较高,生长缓慢,因此咖啡豆密度和口感都优于较低海拔种植的咖啡品种。

   但是很不幸,巴西95%的地区海拔都在3000英尺以下,因此巴西的咖啡树多种在低海拔山地或者平地上,生产出来的咖啡果酸味也就偏淡,咖啡豆密度也较低。[2]更糟糕的是,巴西常有周期性的霜冻和干旱,再加上大自然天然的屏障热带雨林遭到破坏,所以灾害频发,灾情也更加严重。咖啡树经受不起严重的霜冻侵袭,却需要充足的雨量,平均每年约70英寸[3]。巴西的咖啡收获期从每年5月雨季结束开始,大约持续半年时间。由于巴西咖啡采用无遮阴式栽培法,因此咖啡树长得很快,但是土地的肥力也很容易耗尽,除非咖啡农肯花钱人工施肥。

   一棵咖啡树旺盛的生产期通常会持续15年左右,当然也有一些树二三十年仍然硕果累累。咖啡树一失去结果能力,就会被就地砍倒,并铲除,以免和其他仍然健壮能结果的树争抢养分。咖啡产量跟咖啡树的种类和生长环境有关,一棵咖啡树平均一年可以生产5磅咖啡果实,最终可以收成大约1磅干咖啡豆。

   当咖啡果从青绿色变成饱满的酒红色时,表示它已经成熟了,不过也有些奇怪的品种,成熟的咖啡果呈现黄色。咖啡果的外观像蔓越莓或者樱桃,但是形状更近椭圆。咖啡农通常通过拇指和食指捏咖啡果来判断咖啡果是否成熟。如果轻轻一捏咖啡豆就挤出来了,就证明这个咖啡果成熟了。咖啡豆挤出来后留在手里的成分是红色的果皮和果肉。挤出来的是种衣和黏附在其上的黏液。种衣里面就是半透明的银皮包裹着的两粒咖啡种子。

大自然为咖啡豆附上多层保护,如图中所示,从外到内依次是:红色的果皮、芳香的果肉、像纸一样的黏性种衣和精细的种皮。采用水洗咖啡生豆处理法时,咖啡果放入水洗桶中,果肉经过发酵,很容易和咖啡豆脱离开来。

   巴西咖啡农还是喜欢用传统的日晒干燥法去除咖啡果的层层包裹,取出咖啡豆。他们采摘咖啡果的方式很粗糙,在树下铺一块防水布,不管果实是否成熟,通通连着幼芽和树叶一起从树枝上剥下。然后再把这些果实铺在大天井上暴晒。每天要翻动几次,才能晾晒均匀。晚上还要收起来,以防露水导致咖啡果受潮,然后白天再次铺开晾晒。如果咖啡果干燥不均匀,里面就会发酵,发出难闻的气味。咖啡果暴晒到脱水干瘪、坚硬,而且接近黑色的时候,通过敲击就可以去掉咖啡果外壳,留下咖啡种子。最早的巴西咖啡是连同种衣一起出口的,直到19世纪末,机器取代人力剥掉咖啡壳、筛选咖啡大小,甚至还抛光咖啡豆,然后再出口。

   太阳暴晒法的产出效果并不好,特别是在里约热内卢地区。由于成熟和未成熟的咖啡果被一起摘下并晒干,咖啡豆的味道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再加上咖啡果长时间铺在地上,很容易发霉并吸收土壤中的其他味道,这就形成了独特的“里约味”,这种咖啡带有很重的化学碘味和咸臭的土腥味。[4]当然,也有些里约咖啡是手工采摘,并经过仔细挑选,只采摘熟的红果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剥去一层层的果肉和果衣。这种咖啡就是所谓的“黄金里约豆”,广受欢迎。

[1]巴西咖啡收获时采用的大部分不是分批次的选择采摘,而是成片采摘。然而,如今咖啡栽培法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在平坦的巴西农场上,基本上采用的是机器采摘法,不同的树种如今都在同一片平原上生长,有些大庄园也让位给了较小的承包地。当然,巴西的精品咖啡业也能生产真正的精品咖啡豆。

[2]密度较低的咖啡也就是业界所称的“软豆”,高海拔的阿拉比卡咖啡通常称为“硬豆”。

[3]1英寸=2.54厘米。

[4]但是也有些消费者习惯了这种“里约味”,甚至还夸赞其美味。

从奴隶到农民

   19世纪末,里约的咖啡田已经枯竭。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一书中写道:“里约地区的土地很快就被咖啡树给毁了,当地咖啡农采取了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来开垦咖啡田,他们把热带雨林夷为平地,造成自然资源枯竭,咖啡产业崛起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巴西主要的咖啡种植区转移到西南部的圣保罗高原,从此圣保罗高原成为巴西咖啡业生产和加工的重要基地。

   1860~1870年,咖啡价格持续上涨,在高利润的驱使下,单一咖啡种植法蓬勃发展。[1]1867年,桑托斯港口到咖啡产区的第一条铁路修建完工,使咖啡外运更加便捷。19世纪70年代,圣保罗的保利斯塔人成了新的咖啡商人,他们大力推进咖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创新,改进了咖啡的销售模式。1874年,欧洲架设的新型海底线缆更加方便了信息传输。第二年,驶进巴西港的船只有29%是蒸汽驱动的,昔日的帆船已日渐减少。

   1874年,巴西铁路全长只有800英里,到1889年,巴西铁路全长已经达到6000英里。这些铁路从咖啡种植地直接通到桑托斯港口或者里约热内卢。铁路专供咖啡运输使用,而没有连通到全国各地,这也使得巴西对咖啡出口贸易更加依赖。

   1850年以后,巴西禁止黑奴输入,咖啡庄园主开始尝试用其他劳工替代。起初,庄园主为那些愿意从欧洲移民到巴西的人提供交通费,还给他们房子住,然后分给他们特定数量的咖啡树照看打理,并且收获和加工咖啡果实,与此同时还给他们一小块土地来自给自足。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从欧洲远道而来的佃农日后必须靠栽培咖啡树来偿还庄园主预付的交通费和其他开销。巴西法律规定,非法移民在偿还清楚债务之前不得离开农场,而还清这些债务通常都需要几年时间,因此这种劳役偿债制度就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既然如此,那些瑞士和德国来到巴西的佃农1856年大造反也就不难理解了。

   经过不懈的斗争,1884年,波利斯塔的农民终于取得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说服巴西政府同意支付移民的交通费,这样,新的劳工就不再一踏上巴西这片土地就债务缠身了。这些农奴大部分都是贫穷的意大利人,他们遍布圣保罗各大咖啡种植园。1884~1914年,超过100万欧洲人移民巴西咖啡庄园当农奴。其中也有一些人最后成功地买下自己的咖啡田,也当起了庄园主。其他人也只不过刚赚够钱返回自己的故乡。[2]农奴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都很恶劣,因此农场主为了防止农奴暴动反抗,大部分都配有全副武装的保卫人员。曾经就有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奥古斯托·阿尔梅达·普拉多的庄园主,遭到农奴的憎恨,在他没带保卫人员就巡视庄园的情况下遭到农奴袭击,被砍成碎块。

[1]咖啡是作为出口作物进行单一栽培的。事实上,咖啡农会经常在咖啡树之间种些粮食作物。

[2]事实上,到19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施密特的德国移民已经拥有了20个巨大的种植园,园中有1600万棵咖啡树,铺设了一条私人铁路,建起了电话系统,有数千咖啡农在园中劳作。

巴西的咖啡遗产

   咖啡庄园主经过仔细计算后发现,采用农奴制方式生产咖啡的成本比采用奴隶制方式生产咖啡的成本要低很多,于是也出来倡导废除奴隶制。当时年迈的佩德罗二世国王正巧出国访问,由他的女儿伊莎贝拉代位,后者于1888年5月13日签署了《黄金法案》(Golden Law)。当时巴西的奴隶还有100万,而该法案使其中3/4的人获得了自由。一年后,在咖啡庄园主的推动下,佩德罗国王被迫交出政权,巴西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的几年中,巴西政权一直掌握在圣保罗和邻省米纳斯吉拉斯省的咖啡庄园主手里。

   奴隶确实得到了解放,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庄园主明显更加青睐欧洲移民,在他们眼里,欧洲移民在血统上就优于非洲人后裔,因此,非洲人后裔在巴西也越来越被边缘化。

   农奴制咖啡种植引进后的几年间,咖啡产量暴增,从1890年的550万袋增长到1901年的1630万袋。奴隶制被废除,农奴制登台以后,巴西的咖啡树种植量也翻了一倍,20世纪之初,仅在圣保罗州就有超过5亿棵咖啡树。巴西咖啡充斥着全世界。巴西过度依赖一种经济作物,直接影响了巴西人的幸福生活。一位当代作家指出:“巴西人民所需要的普通食物本可以在巴西本土种植生产,但是咖啡占了大量土地,即便是像面粉这样的食物,也要依赖进口……由于过度发展咖啡种植业而忽略了人们日常所需农作物的种植与生产,因此如今的巴西正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危地马拉和邻国:被压迫的劳工与带血的咖啡

   巴西掀起咖啡热的同时,中美洲国家也开始以咖啡为经济作物,当然它们也得到了血淋淋的教训。除了哥斯达黎加的咖啡种植比较均匀有序以外,咖啡这种新作物在中美洲其他地方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同时也扩大了日益增长的咖啡垄断地盘。危地马拉的咖啡种植史是整个咖啡种植区的一个缩影。

   危地马拉没有巴西肥沃富足的土地,国土面积比美国田纳西州略小。危地马拉以“常春之地”著称于世,是全球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1841年有位旅行者写道:

   这里风景秀丽,令人陶醉。阿瓜火山基和山体长年绿色覆盖,清晨微风徐徐,带着一股清香,纯净而令人心旷神怡……我从未见过地球上还有比这里更美的地方,让人愿意花时间置身其中。

   危地马拉虽然美丽,但是灾难也不少。地壳运动剧烈,时有发生火山喷发或者地震。但是除了天灾,还有一些人祸,这都是19世纪末人们在此地区无节制地种植咖啡造成的恶果。

   1821年,中美洲宣布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并成立了一个不稳定的中美洲联盟临时政府,直到1838年,危地马拉的拉斐尔·卡雷拉策动了叛变,从此危地马拉永远从中美洲联盟中独立了出来。

   卡雷拉有一半印第安血统,是土生土长的玛雅印第安人中成长起来的农民领袖,曾经遭受过马里亚诺“自由主义”政府的酷刑。[1]在中美洲,保守党支持天主教和西班牙后裔,对印第安人的保护采取一种家长式的方式。而自由主义更受日益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欢迎,挑战教会的权威,并且试图教化印第安人。

   在马里亚诺政权统治下,原本归当地村落共有的土地逐渐被没收,印第安人沦为农奴种植工人或者被迫劳役工人。很多印第安人的孩子离开父母,被分配给所谓的“保护人”,而保护人通常把这些孩子当契约奴一般使唤。就是这些政策迫使玛雅人撤退到更高的山里或者土地便宜的高原地带生活。

   卡雷拉在政治上站在保守派这边,从1839年起一直统治危地马拉,直到1865年去世。尽管卡雷拉是个独裁者,囤积了大量个人财富,但是他在当地群众当中极为受欢迎。他尊重当地文化,尽可能地保护印第安人,并且让印第安人尝试参与政府执政。

   19世纪40年代,危地马拉出口主要靠胭脂虫,这是一种寄生在仙人掌上的染色虫。这种虫子晒干以后会呈现明亮的红色,在欧洲具有很大的市场。卡雷拉担心危地马拉过度依赖出口,想要发展国内农业自给自足,于是鼓励农业多元化发展。幸亏如此,1856年,欧洲人发明了复合苯胺染料,胭脂虫不再走俏。卡雷拉批准了咖啡种植,与此同时也鼓励棉花和蔗糖种植。[2]

   卡雷拉总统去世之后,维森特·塞尔纳·桑多瓦尔(1865~1871年任总统)担任危地马拉总统,种植咖啡所获取的利润持续增长。事实证明,危地马拉的火山地非常适合种植咖啡,尤其是面临太平洋一面的火山。咖啡在这些陡峭的山坡上长势很好,但这些山坡曾经都一文不值,大多都被印第安人占领。最早在危地马拉种植咖啡的是拉迪诺人,他们想要政府出面帮他们拿到这些被印第安人占领的山坡,并提供廉价、充足的劳动力。[3]

   1871年,自由党推翻了塞尔纳的统治,两年后,危地马拉西部成功的咖啡种植者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将军上台执政。巴里奥斯总统制定了一系列“自由改革”方案,方便了咖啡种植和出口。从此,危地马拉咖啡出口数量稳定增长,从1873年的1490万千克增长到1895年的6910万千克,1909年危地马拉咖啡出口突破1亿千克。不幸的是,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是以牺牲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土地为代价的。

   这次,自由党人取得了整个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政权,势必要大干一场,以美国和欧洲为竞争对手,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却全然不顾当地人的发展。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其1904年描写拉丁美洲的小说《诺斯特罗莫》(Nostromo)中写道:“自由,这个人尽皆知的词,在危地马拉却如梦魇一般。自由、民主、爱国、政治——这些词汇,统统带有愚蠢和谋杀的色彩。”

[1]玛雅印第安人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包含28个民族,如基切人(Quiche)、卡克奇克尔人(Cakchique)、凯克奇人(Kekchi)、伊西尔人(Ixil)和马姆族(Mam)等。尽管这些族群散落在危地马拉各处,但主要居住在西部高地上。

[2]由于当时用于运输咖啡的横帆船只能顺风行驶,因此咖啡在中美洲地区作为农作物出口的时间较晚。商贸船只可以随着大西洋的海风向西到达中美洲海岸,但是向东返回就很困难了。后来出现了高速帆船,刚好可以随风行驶,再后来出现了蒸汽船,才使咖啡出口运输方便起来。

[3]拉迪诺人是指欧洲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也称mestizo(意为“混血儿”)。有时候纯血统的印第安人穿着西方服饰,遵循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称为拉迪诺人。

危地马拉是苦难的殖民地吗

   玛雅印第安人对私有财产毫无概念,他们虽然愿意共享农耕之地,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被驱逐出原居住地而搬迁。巴里奥斯政府开始通过制定法律和实施各种暴力手段将印第安人驱逐出他们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作为首要的咖啡种植地。巴里奥斯政府为了安抚玛雅印第安人,会分配给他们一些贫瘠的土地。

   自由政府为了鼓励农业发展,规定凡是没有种植咖啡、蔗糖、可可及牧草的土地都是闲散地,并借此宣称这些土地是国有财产。1873年,危地马拉西部将近20万英亩的山麓地区被瓜分成550英亩一块,然后低价售出。任何形式的购地都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和巴西一样,危地马拉也试图吸引劳动力移民,但是大多以失败告终。于是政府不得不依赖印第安人在种植园劳作,但是印第安人根本没有动力来给他们干活。[1]自由政府本打算实施“北美方案”,对“低等的”原住民实行净化政策,但是最终并没能这么做。这是因为自由政府需要这些原住民来充当奴隶进行劳作。但是玛雅印第安人本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他们大都不愿意工作,更别说这份工作也赚不到钱。

   最终,自由政府通过强迫劳动和劳役偿债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于印第安人而言,要想摆脱奴役,不在农场工作,不去充军,不当筑路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

   很多印第安人都逃跑了,有些逃到了墨西哥,有些躲进了深山里。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自由政府甚至动用了大批驻军和国民兵。杰弗瑞·佩奇(Jeffrey Paige)在《咖啡与权力》(Coffee and Power)一书中写道:“危地马拉士兵众多,像罪犯流放地一样,这些都是强制劳动力造成的后果。”因此,种植咖啡挣的钱建立了一个压抑人民的政权,印第安人对这样的政权怒火中烧。印第安人有时也会起来反抗,但最后都只会招致大规模的屠杀。于是,他们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来对抗这一体制,他们尽可能地少干活,同时从不同的农场主那里预领工资,然后逃跑。

   印第安人有时也会向当地的政治领袖求助。他们哀怨的呼吁令人心碎,即使百年之后想起来依旧让人觉得悲伤。一位印第安劳工曾经向当地政治领袖指控:“唐·曼努埃尔是我雇主的哥哥,经常无缘无故打我……还有我的妻子和孩子,最后我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于他的虐待之下。”还有一位年逾80的老人如今已经又老又残,他写道:“伴随着我那如花青春的是雇主对我的剥削,如今我获得了自由,却即将在田野里慢慢死去,就像那些动物一样,又老又没用。”

   印第安人被迫从高原迁移到咖啡种植区,感染了流感和霍乱等疾病,并把这些疾病带到了他们的家乡,这些致命的流行病席卷了整个村庄。

   而从咖啡庄园主的角度来看,想要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很困难的。印第安人都跑光了。有些咖啡庄园主甚至会偷别人的劳工。因此,危地马拉的咖啡经济和附近的萨尔瓦多、墨西哥及尼加拉瓜一样,因为各种原因令人失望。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咖啡经济还是以强迫劳动力和当地土著的苦难为代价的。危地马拉已经有了这一不幸的基础,以后的不平等和暴力也接踵而来。

[1]1890~1892年,太平洋吉耳贝特群岛上的1200个劳动力被那些专门绑架土著人做奴隶的人带到危地马拉种植咖啡。行船当中将近800人遇难,这些人当中有1/3第一年就死了。最后的幸存者1908年也返回了吉耳贝特群岛。

德国入侵

   就在危地马拉一片混乱时,一批新的移民来到了这片土地,他们充满力量,满怀信心,甘愿发奋干活。1877年,自由党通过了一项法律,以帮助外国人获得危地马拉的土地,免除10年的土地税和6年的进口劳动工具和机器关税。巴里奥斯政府和国外公司签订了重点建设和殖民化项目的各种合约。19世纪初的20年,从德国俾斯麦军国主义中逃出来的很多雄心勃勃的德国人蜂拥到危地马拉以及中美洲其他地区。19世纪90年代末,这些德国人占有了40个危地马拉咖啡农场,而且还在很多其他的农场上工作。不久,危地马拉上维拉帕斯地区的德国咖啡种植者联合起来,请求用德国的私人资本修建一条通往海边的铁路。这也开启了德国人将资本和现代化引入危地马拉咖啡种植业的大门。

   1890年,也就是自由党执政危地马拉20年之际,其中100座农场,虽然只占全国咖啡农场总数的3.5%,但其咖啡产出量却占全国咖啡产出量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大型种植园都有外国人经营,其他的种植园却依然由最初的征服者,也就是西班牙后裔掌管。

   这些大规模的种植基本都由庄园主自己操持,他们有自己的加工机械,他们也能够自给自足。而那些只掌管几亩贫瘠咖啡种植园的穷苦农民,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得不依靠大的农场来加工处理收获的咖啡。因此这些贫苦农品只能受制于大型的农场,并被迫成为苦力。有时候,那些大型农场还故意破坏周边的小农场,而有的土地经纪人则会烧毁农民的玉米地,或者破坏他们的咖啡树。

   对于咖啡种植者来说,保证偿还债务通常是个大问题。一般来说,欧洲或者北美的银行以6%的利息放贷给咖啡进口公司。然后进口公司再以8%的利息放贷给出口公司,出口公司再以12%的利息放贷给那些大型咖啡种植庄园主或者咖啡加工处理工厂。最后小农民只能以14%~25%的利息来向大庄园主借款,具体的利息由预估风险决定。大部分承包人从开始种植咖啡到4年后咖啡成熟可以收获期间,都欠债累累。这样一来,德国人的优势就很显著,他们经常能够带着资本前来,而且和德国的财产经纪公司始终保持联系,因为这些公司以很低的利息贷款给他们。德国人还可以依赖外交干预手段和其他国家控制的进出口公司保持密切联系。然而,拉丁美洲的咖啡业从来没有真正令人满意地解决过信用问题。

   大部分来危地马拉靠咖啡掘金的德国人在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都不富裕。伯恩哈德·汉斯坦,1869年生于普鲁士帝国,后来离开德国,他是为了“躲避德国连年不断的战火,逃离脾气古怪的专制父亲,做一个自由人”而来到危地马拉的。1892年,汉斯坦在拉利伯塔德找到了一份工作。拉利伯塔德是危地马拉的大型咖啡种植园之一,曾经归前总统利桑德罗·巴里亚斯所有,汉斯坦每月可以从这个种植园得到100美元,外加免费食宿——这些待遇一般来看都比印第安人好。

   显然,德国人和实际上是奴隶的印第安人相处没什么问题。汉斯坦在描述劳役偿债制度的时候,没有任何评头论足的情绪。“让印第安人好好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多给他们钱,这样他们就会好好工作。他们经常逃跑,但是通常都会被抓回来,然后受到严厉的惩罚。”

   伯恩哈德·汉斯坦最终成功爬上了咖啡种植园的顶端,成了“新世界”和其他几个咖啡种植园的庄园主。

   在上维拉帕斯省北部,另一个德国人欧文·保罗·迪赛尔多夫(Erwin Paul Dieseldorff)拥有该地区最大的一个私人咖啡种植园。起初,迪赛尔多夫和印第安人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后来,他成了一位玛雅考古学、民俗学和草药专家。只要印第安人听迪赛尔多夫的话,他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善待印第安人。然而,他也会给印第安人支付微薄的工资,并且用劳役偿债制度把他们约束在自己的种植园里。经过观察,他总结了自己和其他德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方法——对付上维拉帕斯省印第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对待。

如何种植并收获危地马拉的咖啡

   尽管经历了一些尝试和失败的教训才形成咖啡种植的常规方法,但是中美洲有其传统的咖啡种植法。咖啡要种在各种大树的树荫下,防止太阳直射,促进咖啡树根的生长,还要防止咖啡树高产,以免过度消耗咖啡树本身和土壤。这些保护咖啡树的树荫每年都要进行修剪,以便适量的阳光穿过树荫照在咖啡树上,修剪下来的树枝可以用来做燃料。

   中美洲的咖啡豆收获方法和巴西不同,采用了西印度群岛发明的“湿润”收获法,该收获法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哥斯达黎加得到广泛推广。据大部分咖啡专家称,这种方法可以生产出劣豆更少的优质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有一种清爽的酸味,口感饱满纯净。当然,这种收获方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复杂的机器以及基础设施,而且每一个咖啡处理工厂都需要充足的纯净水供给。危地马拉的群山可以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而德国的农民则带来了丰富的技术秘诀。

   随着19世纪末咖啡业的迅速发展,咖啡进口商把咖啡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巴西咖啡,一类是清淡咖啡,巴西咖啡以低品质著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巴西咖啡都是低品质的;其他的咖啡,特别是精加工的阿拉比卡咖啡以清淡著称,这种咖啡煮好后喝起来不像巴西咖啡那么浓烈。

   收获咖啡之后,巴西的咖啡工人只是简单地剥掉咖啡豆的外皮,而危地马拉的咖啡收获工人只采摘成熟的咖啡果实,然后由机器剔出咖啡果,并把咖啡豆留在充满水的发酵槽中发酵长达48小时。在发酵过程中,随着咖啡果中黏液的不断分解,咖啡果实逐渐从果皮中脱离出来,这一过程中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味道渗入咖啡豆中。从发酵槽中伸出一条长长的通道,咖啡豆被筛选出来,黏液和废水也同时被过滤掉。咖啡豆上还包裹着内果皮,在太阳下晒干,然后通过手工摇桶把晒干的内果皮成批地筛出来,同时混杂其中的煤炭颗粒、燃料粒以及树上掉下来的小树枝也都一并筛了出来。最后,妇女和孩子们手工挑出干咖啡豆,剔除坏的、黑的、发霉的和过度发酵的咖啡豆。

   由于最终留下的咖啡豆只占整个咖啡果重量的20%,因此整个处理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废物。如果咖啡加工厂在农场上的话,成堆的废弃外果皮可以回收起来,做成肥料循环利用。由于咖啡加工厂流出来的水会流到下游,顺水而下的咖啡果肉也会引起严重的污染问题。

妇幼劳工

   在旧社会,危地马拉和其他地区的妇女与小孩一般都做一些重复性的分拣工作,主要是因为通常来说,她们得到的报酬都比丈夫和父亲要少。尽管男人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如清洁卫生、种植作物、修剪树木、挖掘灌溉沟渠等,但妇女和孩子也同样会做咖啡的收获工作。

上图摄于1915年的危地马拉,每逢收获季节,咖啡农往往是全家总动员,进行咖啡采摘和收获。

   对于一个好的农场来说,收获时节其实是段轻松、愉悦的时期。劳动报酬也许不是非常高,但收获时节的报酬确实是一年当中最高的,而且没人会在这个时节给孩子们设置时间表来强迫他们工作。19世纪末,妇女和孩子们也经常被迫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长时间在田里干活。1899年一位目击者描写道:“不论大人小孩,一群衣衫褴褛的父母带着只穿了很少衣服的孩子一路都在采摘咖啡果。”

   而且孩子们的父母还会带着训练了几代人才有的那种尊敬向路过的你打招呼。之后,从密密麻麻的丛林里传出美妙的歌声,这歌声出自贫穷妇女们,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比男人懂得苦中作乐。小孩子们会把那些他们的小手能采到的果实都收集起来。傍晚时分,累了一天的小孩子们跌跌撞撞地回家,白天那些美妙的事儿都过去了,他们身心疲倦。还会经常看到那些背着睡着的孩子归来的母亲,他们除了要背睡着的孩子,还要满载白天收获的果实。

上图所示为1911年,美国妇女在咖啡工厂里从事卑微的包装工作;下图所示为1913年,中美洲的妇女正在对咖啡豆进行分拣处理。如今,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仍可拍到类似的场景。

   但是,有时候,危地马拉妇女已经忘记了曾经贫穷的日子是多么开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被训练出来的尊敬”。有时候,男人会提前领到工资,这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用劳动换来的。危地马拉有些种族有把自己的孩子卖掉的惯例,胡安娜·多明戈(Juana Domingo)就被自己的父亲卖了,之后她强烈抵抗做苦力,于是被判入狱,在狱中她开始描写狱中生活,直到1909年成为韦韦特南戈(危地马拉西北部一个省份)的革命领袖。当地妇女通常都会遭到外国人的性侵犯。当一个农场管理人把抓捕强奸犯的花费算作受害妇女的债务时,人们的强烈不满终于爆发了。[1]

   危地马拉的咖啡种植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变化莫测的国外市场、不断增加的高压政策、社会和经济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危地马拉原住民被迫成为奴隶,都和咖啡密切相关。咖啡的商业模式也固定下来。大型农场主要由拉迪诺人、德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掌管,他们在收成好的年头能赚取巨额利润,而在这些大型农场辛苦工作的却是被迫从附近高山上移居下来的当地居民。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这种遗留下来的咖啡产业模式导致了接连不断的暴动、不满和流血事件。一位拉丁美洲史学家记载道:“危地马拉政府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舆论审查、驱逐和关押反对者、大规模的警察武装控制、衰弱盲从的国家官僚制度,国家财政掌握在相互勾结的大型咖啡种植家族手里,这些家族唯外国公司马首是瞻。”

[1]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农场主都虐待自己的劳工。在巴西、危地马拉和其他地方的种植园,开明的庄园主尽可能善待自己的劳工,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给他们,还提供医疗服务。然而,即便如此,印第安人依然是穷工人,没有任何改善空间可言,与此同时,庄园主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

咖啡进军墨西哥、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

   危地马拉形成的咖啡种植模式在邻国得到了传播,大型咖啡种植园纷纷效仿危地马拉的大型咖啡种植园模式,而小型的咖啡种植园则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北方的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吸引美国人来到他的自由国度(1877~1880年,1884~1911年,墨西哥由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投资,在墨西哥从事蔗糖、橡胶、龙舌兰(用来做绳子的植物)、烟草和咖啡种植的劳工和奴隶相差无几。这里的劳务委托人被称为“下套人”,他们通过欺骗、贿赂收买以及公然绑架那些一不小心上当的人来做苦力。犹加敦的龙舌兰农场和民族山谷臭名昭著的烟草种植园的死亡率高得吓人。墨西哥南部契亚帕斯山地的咖啡农场情况要好一些,迁移过来的劳工发现这里还是挺吸引人的,所以每年都会返回这里继续工作。

   位于危地马拉南部太平洋海岸的萨尔瓦多人口密集,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印第安人更加暴力。在危地马拉,玛雅人主要住在咖啡种植区的山上,而在萨尔瓦多,大部分人就住在适合咖啡生长的地区。1879年萨尔瓦多政府开始进行土地征收,1881和1882年立法废除了共有土地和共同生活的原始体系。19世纪80年代,印第安人起义不断,他们放火焚烧咖啡种植园和咖啡加工厂。政府的对策就是组成了一支骑警队在咖啡厂巡逻,并且镇压叛乱。一支由14个家族组成的著名组织拥有萨尔瓦多大部分的咖啡种植园,这些家族分别姓梅内德斯(Menéndez)、里加拉多(Regalado)、索拉(Sola)以及希尔(Hill)。通过组建一支训练有素的民兵组织,他们在自己的咖啡种植园内保持了一种不安分的平静,这份平静不时会受到不断变化的独裁军事政体的挑战。

图中这幅袒胸露乳的玛雅咖啡劳工照片摄于1875年,反映了中美洲各国政府对强迫使用玛雅劳动力的消极默许。

   咖啡的种植和栽培虽然较早开始于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南部的尼加拉瓜,但是咖啡在尼加拉瓜并不像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那样主宰了经济命脉,而且尼加拉瓜的印第安人反抗力量并不容易破除。在尼加拉瓜,咖啡栽培真正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南部高地,从其他形式的商用农业发展到咖啡的过渡在这里进行得很平稳。但是,主要的咖啡种植区却在北部中央高地,印第安人占据着该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于是人们熟悉的剥夺公民权利就在这里发生了。1881年,几千名印第安人袭击了位于马塔加尔帕的政府总部,这里也是最主要的咖啡种植区,他们要求结束强迫劳动力。国家军队最终武力镇压了这场反抗,杀死了上千印第安人。即便如此,1893年,咖啡种植园主的儿子,自由党将领何塞·桑托斯·塞拉亚掌权,农民抵抗更加来势汹涌。他对尼加拉瓜的统治持续到1909年。在任期间,他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军队,成功促进了咖啡业的发展,尽管社会持续动荡,包括国内最大的咖啡种植园主遭到暗杀。

咖啡对哥斯达黎加民主的影响

   拉丁美洲国家虽然盛产咖啡,但是经常爆发革命、压迫和流血事件。唯有哥斯达黎加能免于这些骚乱。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1994年出版了一本发人深省的书——《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咖啡和中美洲各国崛起的关系》(States and Social Evolution:Coffee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in Central America),他在书中写道,19世纪末,中美洲各国社会形态的形成深受咖啡种植土地以及耕作其上的劳动力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延续至今:

   咖啡业的扩张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贸易系统、国际金融关系、移民和投资模式以及国际政治关系,与此同时,咖啡也触及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港口、首都、内陆商业中心以及乡村,改变了商人、财主、地主、业主、专业人士、各界官僚、城里的穷人以及乡下农民的活动……仔细观察咖啡这个商品,足以通过其审视中美洲各国的构建思想。

   咖啡的种植和栽培为哥斯达黎加带来了民主和平等的关系、小型农场以及缓慢稳定的发展。为什么同样是栽培咖啡树,中美洲各国的发展之路却如此不同呢?首要原因就是哥斯达黎加缺乏现成劳动力。哥斯达黎加的印第安人本来就不多,后来又被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和疾病杀害了很多。所以,19世纪30年代,哥斯达黎加开始正式种植咖啡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多人来建立像后来在巴西和危地马拉建立的那种大规模庄园了。小型的家庭农场就成了普遍的咖啡种植模式。于是,哥斯达黎加的咖啡业逐步发展,不需要镇压式的政府干预。[1]

   其次,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商业化开始于中部山谷的高山地带,就在圣何赛附近,并从圣何赛出口出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可以供新的咖啡种植者使用。因此,咖啡农无须为了争抢土地而互相斗争。在收获季节,各个小农家庭之间互相帮助。小咖啡庄园主自己下地干体力活,他们和土地关系密切,热爱这片土地。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形态就这样形成了。

   哥斯达黎加的冲突实际是小咖啡庄园主和咖啡加工场长之间的。由于咖啡庄园普遍很小,所以他们无力自己承担咖啡的湿加工处理。咖啡加工场主有很大权力自行定很低的收购价格,借此赚取巨额利润。这种不平等的确引来了社会的紧张,哥斯达黎加政府却从宏观上和平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哥斯达黎加这个中美洲的小国家虽然也有过变革和流血冲突事件,但是和他的邻国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究其原因,主要和哥斯达黎加本国的咖啡发展模式有关。.

   英国人很早就主宰了哥斯达黎加的外贸,后来德国人也介入其中,因此,20世纪初期,英国和德国拥有哥斯达黎加很多咖啡加工厂和大型咖啡农场。依然不同于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给当地努力工作的穷人提供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胡里奥·桑切斯·乐佩茨(Julio Sanches Lepiz)就是从小农场做起,通过不断的积累和在咖啡农场上的投资,最后成为哥斯达黎加全国最大的咖啡出口商。尽管乐佩茨的成功非同凡响,其他相对贫穷的哥斯达黎加农民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相当可观的财产。

[1]哥斯达黎加从没有过种植靛青或者养殖染色虫的染色业,因为以前的西班牙殖民者不允许。正因为如此,哥斯达黎加才早于危地马拉想要尝试咖啡业,也是哥斯达黎加首先发明了新的咖啡种植和处理技术。但是,哥斯达黎加的奥罗西依然有印第安人,他们也和后来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一样被迫放弃自己的土地。

印尼和印度的咖啡苦力

   爪哇和苏门答腊像其他咖啡种植地区一样,拥有惊人的自然美景。这美丽的景色和当地原住民遭受的歧视和轻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弗朗西斯·瑟伯(Francis Thurber)在其1881年的著作《咖啡:从种植园到杯中》(Coffee:From Plantation to Cup)一书中对此做了描述。每一户原住民需要种植并照料650棵咖啡树,并且要负责收获和加工,然后再上交给荷兰政府。瑟伯在书中写道:“荷兰政府给当地原住民的报酬相当低廉,咖啡换得的巨额利润都被荷兰政府侵吞了。”由此荷兰人“坚持对其穷苦臣民的独裁,强迫他们借钱,否则就掠夺他们仅存的一点余钱……让他们永远贫穷。”

   印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886年,自己拥有咖啡庄园的英国人埃德温·莱斯特·阿诺德(Edwin Lester Arnold)在他的书——《咖啡的种植与盈利》(Coffee:Its Cultivation and Proft)中记录了如何得到劳动力。咖啡庄园主从高地下到农村的平地上去找工长或者工头,这些工头会事先收买一些苦力。然后工头们带着苦力进入丛林,“每批苦力走在最前面的都背着沉重的锅、当地居民穿的披肩、鱼干、咖喱等物品,他们还会跟欧洲人打招呼祝福平安”。到庄园以后,他们就盖起自己住的小屋,开始给庄园主干活偿还债务。瑟伯总结道:“最好别对这些苦力太苛刻,否则他们会逃跑。”

   瑟伯在书中写道,这些苦力一天的工作从早上5点开始,男人们被派出去,带着斧头和铁锹砍伐与搬运原木以修建新的公路,妇女和孩子则被派去给咖啡除草。“这些苦力刚熟悉住处和丛林里蜿蜒的小路,就开始想尽一起办法逃跑。”男人每天的工资是5安那(anna)[1],而女人工作一天只能拿到3安那。“就连小孩子也知道低下他们剃光的头,笑着向那些白头发的欧洲人致敬,并且伸出他们棕褐色的手讨钱,这样每天也能赚来1个便士。”

   与此同时,阿诺德满意地发现:“优质的咖啡豆竟然能带来如此丰厚的利润,难怪咖啡庄园主们竭尽所能防止任何对咖啡生长不利的因素。”然后阿诺德列举了各种咖啡害虫,包括大象、山上的水牛、家养牛、鹿、豺、猴子、咖啡鼠(幸好苦力们很喜欢吃椰树油炸咖啡鼠,他们觉得这就是一种美食),同时还有这些动物的天敌:蛴螬、粉状臭虫、鳞状臭虫、螟虫以及象鼻虫。

   “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咖啡的繁荣生长,但是和碰不到看不见的病菌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阿诺德指的是病菌就是咖啡驼孢锈菌,这是一种腐蚀咖啡叶的病菌,最初于1870年被发现于锡兰(今斯里兰卡),它几年内摧毁了东印度群岛的咖啡产业。讽刺的是,就在东印度群岛的咖啡遭到病菌侵袭的时候,拉丁美洲的咖啡豆开始进入市场。

[1]印度和巴基斯坦旧货币,相当于现在的4分钱人民币。——译者注

咖啡驼孢锈菌的袭击

   咖啡驼孢锈菌是一种植物患锈病,咖啡树刚染上这种病的时候,树叶背面会出现黄褐色的斑点,斑点颜色逐渐变深,最后变成深褐色锈斑。这种病菌还会产生淡橘色粉末状孢子,脱落后会四处扩散。斑点慢慢变大,最后扩散到整个树叶,树叶就会脱落。最后,整棵树的树叶都脱落了,树变得光秃秃的,然后就会枯死。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咖啡庄园第一年出现患锈病以后,灾情惨重,后来逐渐消退,然后反反复复,时好时坏。世界各地的专家纷纷给为此烦恼的咖啡种植者提出各种建议。他们尝试过各种化学农药,尝试过砍掉染病的咖啡树枝。但最后都徒劳无功。

1870年,锡兰(今斯里兰卡)出现可怕的咖啡叶锈病——驼孢锈菌,几年时间内,这种病菌就摧毁了东印度群岛的整个咖啡业。100年后,拉丁美洲也出现了这种病菌。

   专家学者也对此提出了各种理论依据。有的人认为这种病是由咖啡种植园普遍使用的一种用来做遮阳树荫的植物dadap引起的,也有人认为是咖啡种植园内湿气太重引起的。实际上,真菌在潮湿的环境中的确会疯狂滋生。但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单一种植。人类一旦干预自然生态,大量栽种某一种作物,大自然就会想办法应对,消灭多余的植物。咖啡树非常顽强。热带地区生长的植物都饱含能改变人精神的生物碱,例如咖啡因和可卡因等。实际上,热带雨林地区有这么多独特药物的原因就在于生存竞争激烈,根本就没有冬季能让各种生物从相互斗争以求生存中停下来休息片刻。因此植物中的药物成分就成了一种对植物本身的保护机制。咖啡树中的咖啡因成分可能就是从保护其不受侵蚀而自然产生的药物演变来的。尽管如此,几英亩几英亩连着种植咖啡树,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小虫子或者真菌滋生出来,专门嗜食这成片的咖啡树。

   埃德温·阿诺德1886年说道:“迟早有一天爪哇的咖啡种植园会像锡兰(今斯里兰卡)那样毁于患锈病。爪哇很多咖啡种植园的咖啡树表面看上去硕果累累,绿意盎然,但已经有一部分叶子变黑而且脱落,这都是患锈病的症状。”阿诺德说的没错。没过几年,这片传统咖啡种植园就变成了茶庄。

   患锈病爆发的一个巨大影响就是,人们开始努力寻找其他更能抵抗疾病的咖啡树种来替代风靡一时的阿拉比卡咖啡树。起初人们以为找到了一种产自利比里亚的大果咖啡(Coffea liberica,又称利比里亚种),但是后来它也没能抵抗住患锈病,而且它的产量也低于小果咖啡,虽然味道还不错,但是依然没有流行起来。接着,比利时人在其殖民地比属刚果发现了一种乌干达人经常咀嚼的中果咖啡(Coffea canephora,又称罗布斯塔种),并将其命名为“罗布斯塔豆”(Robusta),这种咖啡豆不仅能抵御患锈病,而且高产,生长在潮湿温暖的低海拔地区,但是这种抵抗力强的咖啡豆味道却不怎么好,咖啡因含量是阿拉比卡咖啡的两倍。即便如此,罗布斯塔咖啡日后在咖啡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

美国人对咖啡的渴望

   尽管患锈病给咖啡种植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全世界的咖啡供应量依然在增加,这主要是受美国咖啡市场的刺激,美国人的咖啡杯永远空不了。英国人还喝茶,但是其殖民地上叛逆的美国人却嗜咖啡如命,咖啡进一步激发了美国超凡的企业家开拓精神。19世纪末期,美国人的咖啡消耗量占全世界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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