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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朝鲜边境中国商人
2013-11-10 全球品牌网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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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个未开化的封闭市场中,商人都变成了玩弄千术的赌徒,你又怎么能奢望这个“庄家”按规则出牌呢?“朝鲜仍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商业处女地。”在丹东,这几乎是所有边贸商人的固定开场白。他们更愿意谈论市场、商机、各种财富传奇。的确,隔江相望就是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过去二十多年,各种物资经由这些边贸商人之手穿过中朝友谊大桥抵达新义州,换回的,是矿产、木材、海产品、药材,甚至是最直接的美元。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然而鲜为人知亦被人避而不谈的是,即便在他们最风光的时代,他们也很难摆脱“讨债”的命运。

  这是对朝贸易中一个独特的群体。变幻莫测的朝鲜政治、经济风云,让这个“几十、上百人”的群体并不独立,也不固定。它如同边贸商人圈子里的一道阴影,徘徊在所有人的身后。不管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你是“急先锋”、“关系户”,还是“中间人”,似乎都逃脱不开这道阴影。于是,当边贸商人们前仆后继地开垦“商业处女地”时,讨债人的故事也在不断更新。

  闹而不僵

  与很多边贸商人一样,李扬的公司设在丹东市紧邻鸭绿江的佳地广场。记者见到他的时候,据说他刚刚接待了辽宁某企业派来的代表。这个企业之前在朝鲜投资了上亿元的矿产生意,因“合同纠纷”与朝鲜方面闹得沸沸扬扬,如今讨债无门,“他们想尽了办法,现在却连朝鲜大门都进不去。”李扬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只求收回一点成本。”

  事实上,这样的遭遇,在中朝边贸商人中屡见不鲜,大小都有。李扬明白对方找上门来,多半是期望他出手接管生意——毕竟在朝鲜,李扬关系更熟、路子更多,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这个企业也许还能收回部分投资。

  但是李扬拒绝了。他只给对方提了几点建议,让他们考虑放弃大宗投资,改做小额投资,李扬感叹说,“他们要不放弃,老像这样想玩大的,我看债是永远收不回来了。”

  李扬这样说,并非落井下石。作为硕果仅存的丹东早期边贸商人之一,李扬与朝鲜的政府、商社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算是成功者,他如今在朝鲜境内的投资项目包括了船舶运输、服装厂、矿厂等,多达10个,金额都在千万元级别。

  但同时,他也是朝鲜方面的“大债主”之一,“九几年对朝贸易的高峰时期,朝鲜对李扬的欠超过了2000万美元。”李扬的合伙人周斌透露,20多年来,李扬一直在清账,但现在他手上的欠款总额仍然高达1亿元。仅仅几天前,李扬还前往平壤与一家商社的会长大吵了一架,就是为了“讨债”。

  据说,由于李扬安排的中方负责人监管不力,这家商社将双方“合资合作”矿厂的前期收入全部拿走上交给了国家。“别说我们的投资回报,连再生产的钱也没留下”,再加上设备损坏,现在李扬在朝鲜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这个矿厂已完全停产。

  “这笔钱是肯定拿不回来了。”李扬说,他基本不抱拿回这笔钱的希望,与人争执纯粹是为争取下一步的管理权,“停产对双方都没好处,只有继续生产,损失才有可能收回。”可以说,“闹而不僵”,是李扬“讨债”多年总结下来的有效经验。

  1997年前后,李扬的“讨债”生涯最为激荡,这个搞文化工作出身的斯文商人甚至还动过武。当然打架也是有讲究的。李扬说,当年因为朝鲜某银行不承认他一笔上千万元的担保,他得人指点,带着十几个工人到银行“闹事”,事先自己人都通了气,“气势上要过激,但打得要有分寸”。

  说起这段经历,李扬不禁苦笑,“当时我率先冲进银行,操起一个灰缸就砸,其他工人配合着大呼小叫,一边打砸停在银行门口的一台车,一边跟银行员工互相推搡。后来看闹得差不多了,立马撤退。结果朝鲜安全部门和商务部都纷纷向上写报告,说中国人打架要债。一层层上报,终于给我争取到了还款计划。”

  还款计划,其实才是在朝鲜“讨债”的核心。按照朝鲜方面的制度,不管是商社还是银行,都没有权力“私自”还款,债务一旦形成,要让他们拿出钱来,必须争取到朝鲜方面国家的还款计划。否则一切都是“浮云”。

  赌局

  在朝鲜做生意,难免“被欠债”,这跟朝鲜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二十多年来,依附于朝鲜的边贸商人却始终前仆后继,就像李扬所说,因为朝鲜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朝鲜信息与经济发展极度滞后的封闭特点,对应着极简单的贸易方式和超高额的利润率。在中国销不出去的货,拿到朝鲜便可以以五倍、十倍,甚至更多利润的价格销售;而如果朝鲜方面付不出钱提出以货易货,则更加划算。如铁矿粉,在国际均价为每吨200美元时,朝鲜的价格只需50美元。转手之间,利润便涨了三倍。如果再销回去,标价又变回了国际标准。

  “谁都停不下来,简直就像在比赛。”如今在丹东朝韩风情街拥有一个小食店的田允浩回忆着当时的疯狂。他在辽宁的粮食局有路子,便常常有朝鲜的商社找上门来。每到春天朝鲜就很缺粮,往往头一批刚刚运过鸭绿江,另一家商社又来求购面粉,“即使报高价他们也认”。按惯例,商社会先付清20%—30%的费用,剩下则“等有货了再补上”。当时谁也没空在意这个漏洞,因为一夜致富的例子正鲜活又接连不断地上演着。

  据2001年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一份报告显示,朝鲜贸易公司(均为国营)对我国公司拖欠的欠款,自1992年到1996年上半年累计达2.3亿美元左右。而另一方面,丹东的商人还在不断加大投资和借贷,逻辑很简单:在一个看似稳赢的赌局上,筹码越大才赢得越多。

  可如果说这是一个赌局,赌局的另一边毕竟坐着庄家。1997年,朝鲜停止废钢材出口,热火朝天的钢材生意戛然而止,丹东的边贸圈子立即哀鸿遍野。“原本朝鲜运出来的都是完好的设备,却被当作废钢材卖,只要转手就能净赚几十倍,很多人都投了大钱进去,也都自此被‘套牢’了。”

  这一次政策变动形成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讨债人”,而此后类似的变动还有更多。当时,对朝最有实力的一批边贸企业接连倒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至今仍被视为对朝边贸“标杆”的朝鲜族商人崔秀镇,有知情人透露,朝鲜方面对他的欠款高达10亿元,而他在中国境内的借贷是4000多万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赌局,全看你资金链是否撑得住,是否撑得到收回欠债。

  下一个好时光

  早年丹东地区一个典型的诈骗案让边贸商人们瞠目结舌。某商人在朝鲜与不少商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租下一间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招聘了几百个员工,拿着电话簿向全国各地“招商”。只要有公司感兴趣,他就让朝鲜商社提供物资样品,中方过来采购,以物易物,而他就在中间做担保,赚差价。

  可惜对于做贸易,此人是地道的外行,他对生意的选择原则是只看价格,深圳有公司发来均价100元左右的VCD和2000元左右的电脑,可全是被淘汰的产品。他一方面根本判断不了产品质量,一方面也认为朝鲜很落后,质量次点也没什么。可卖到朝鲜后,商社发现不能使用便一概退货。而国内公司没能收到货款,便找他要债。

  最后蹲了大牢,他仍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然而即便对朝贸易充满着不稳定因素,即便讨债人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流传,丹东的外贸公司还是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每天到丹东各类投资公司咨询朝鲜业务的投资人更是络绎不绝,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说:“平均每天有近百起。”

  据该公司负责人的估算,2012年中朝贸易总额在官方公布的近60亿美元的基础上,至少还应上浮20亿美元。其中80%在丹东进行,而外来的边贸公司在丹东所占的比例也接近50%。“先谈风险,再谈机会。”这是该公司介绍投资朝鲜的必要步骤,不过很多投资人都表达着过于急切的投资欲望。

  “有人一来就问利润,连项目是什么都不管。”该负责人说,在说话间歇,他就接到一个来自浙江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们组织了一个企业团,想到朝鲜考察,“最好本周就能定下项目。”

  朝鲜从来不缺机会,也不缺“潜规则”。反而是这种机会和“潜规则”过盛,造就了机会主义,把朝鲜生意变成了一场赌局。只不过,如果在这个未开化的封闭市场中,商人都变成了玩弄千术的赌徒,你又怎么能奢望朝鲜这个“庄家”按规则出牌呢?

  二十多年来,李扬一直希望能够脱离无序的商业环境,他已经很久没有“安全感”了。他满怀希望地谈到了中朝黄金坪特区的开发,“如果通过这个口岸的开放,能够建立起更加透明的投资渠道,建立更有序的朝鲜生意,这对丹东、对朝鲜都是最好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他“讨债人”身份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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