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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津商人的自治
2013-11-13 全球品牌网  刘刚、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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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立宪之路

  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对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格外热衷。

  在他的治下,天津的盐商们发现,自治比依靠政府更有利。1902年他们联合自治,克服了庚子年后因现金短缺和银价剧跌所导致的天津金融危机。年初,天津八大家中的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清政府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了乘人之危的要求。

  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趁此机会,商人们提出解散清政府商部下属的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己成立的商务公所。随之而来的层层突破,他们可以启用铁路运输,直接向北京供盐了。

  1905年初,天津商会成立,40个行业的71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12名进入董事会。他们主要来自天津久负盛名的行业,如盐业、粮业、丝绸业和钱庄。商人自由入会,商会的日常管理分为文牍、会计、庶务、评议、考察五处,每一处设一名专职坐办负责。到6月份,商会会员达581名。

  由于商会组织机构为民主设置,不久它便时常与政府的要求相背离。

  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华工禁约》时,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通过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五万元,商会总理王贤宾声称这是一种争取平等的最佳方式。

  这一爱国立场同时得到《大公报》以及由盐商们投资或主办的学校的支持。私立南开中学的学生领袖陶孟和、时子周等,到市民中去发表演讲。

  但袁氏明确表示反对,他采取了与朝廷一致的立场,不光是害怕得罪美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袁勒令商会领袖停止行动,但刚刚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商人们毫不畏缩,商会也没有在政府圈定的职责范围内止步,而是继续请愿,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结束。

  虽然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商人的表现,远不如他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那样机智与成熟,但作为以政治运动方式来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一种尝试,他们已走到了政治近代化的边缘。

  袁氏对这股力量又爱又怕,但更多是利用,有人说,袁氏怕光绪帝复出跟他算,就鼓吹君主立宪;想扩大权力,就鼓吹地方自治。除了督促编撰《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他还通过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预备立宪前,他就建立了市政议会,请商绅议政。他还利用盐商税款和捐赠,建立了天津府自治局和自治研究所,该所不仅为学术机构,还用来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

  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居民凡年满24岁者,只要不靠救济为生,能写自己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都有资格参选。但候选人资格,有一定的学历、功名、资产等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或为殷富之家,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接着,就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私立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在天津与人合办《醒俗画报》,后来又办《醒俗报》,就是为了配合这些活动作宣传。可袁氏过于心急,竟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这就难免令人起疑。开了19次会议,天津县自治机构通过一份仿效日本两院制章程,要求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除知县兼任董事会议长,代表均由选举产生。

  严修以为,天津自治运动已有明显效验,应迅速推广落实,而不是议论不休。

  宪政在津初露端倪,清廷拟于天津进行司法独立的实验,但遭到多方攻击。严修力排众议说:司法独立之说,颇遭攻击,不去实行,哪能拿出标准来说服人。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的代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30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

  其时,立宪与革命,看起来各行其是,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形成了近代化合力。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不乏各类革命者,缺的是建设者,一点一滴从实做起的建设者。建设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实干精神和宽容的智慧。我们在天津自治运动中看到了这些稀缺品质。

  天津各自治机关开始工作了。天津周围的农村发生洪涝灾害,商会积极组织救灾,自治派头十足,他们天真地认为,作为民选代表,他们有权代表天津人民。知县也让出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部分权力,如土地使用、城市污水管道及处理、粪船和粪厂的管理、以及永佃权的界定等,但这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原以为地方官与自治团体是一种师生关系,他们以官为师,但老师已经恼怒了。

  袁世凯控制的北洋造币厂,生产出6.82亿枚铜元进入流通市场,加上外省和外国流入的铜元,使天津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在这次通货膨胀中,盐商受到的冲击最大。

  周学熙作为北洋造币厂的总办,没有接受盐商的请愿。作为商会自治头目,王贤宾挺身而出。他向袁世凯的继任者杨士骧提出解决的办法。几经周折,在盐商们意识到他们的努力将要付诸东流时,王贤宾再次提出建立真正的银本位制的货币处理办法。这一次他的办法被采纳,商人自保的同时,也稳定了正在蒸蒸日上的天津近代化城市经济。王也因为擅长处理货币问题而被任命为度支部币制顾问。

  议会还通过地方抚赈局通知天津工艺局,要根据章程对这个机构的腐败和经营无方的控告展开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地方税金的使用问题。如此锋芒毕露,使自治机构自身陷入困境。

  天津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土地税或其他捐纳,能自主的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不给自治机关一分一文,自治面临生存问题。

  议会只好威胁要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可清廷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士绅干预政事,命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

  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认为宪政导致动乱。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说,立宪各国并非如此。甚至有人公开指责为学务宽纵所致,学部压力甚大。严修坦然,只管办学,学校越办越多,学潮越来越猛,兴学带来了学潮。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中学成了学潮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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