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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次“商人干政”
2013-11-19 全球品牌网  谭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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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庚子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准开商会起,至国民党政府定鼎南京、实施“党国体制”止,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可能是近现代史上中国商人企业家独立自主意识最强,以商会组织为主体力量与官府抗衡最频繁、参政议政意识最高涨的时期。

  1910年立宪派发起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以天津商会为急先锋,上海及汉口两大商务总会为两翼,应是国内商会第一次全面“叫板”中央政府,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立宪”虽最终未能落实,牵头发动者因遭镇压而难免流放边疆之苦(详见本报2013年3月11日D8版《促开国会“三进宫”》),但它极大地激活了城市中上阶层的民心,为第二年武昌首义枪声一响,大江南北山河变色,作了相当的铺垫。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鼓动革命党人倒袁,包括江苏(时管辖上海)在内的部分省份宣布独立。但身为全国商会领袖的上海总商会发出通告,表示反对此次“扰乱”,并分别致函南北军队,声称无论何方先启肇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因为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会董意见不一,还差点造成总商会的分裂。

  从日后的正统革命史观看,商会这次支持顽固的袁世凯北洋政府,是不明大义,站错了队。但客观地说,孙中山一派在宋案证据未足之时,绕过法定调查程序,难免有借机发难的嫌疑,商人在商言商,祈求市面安定,不盲从“革命”,似难苛责。两年后袁氏图谋复辟帝制,曾拉拢上海总商会,后者不愿附和,可见对大是大非,还是有其判断的。

  商会中人与革命派政府的另一次重大冲突,是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以买办商人陈廉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工厂创办人陈启源之孙)为首的广州商团武装,因商业发展与民生建设问题,与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长期不和,最终导致双方激烈交火,国共两党联手将商团全部消灭。在后来的教科书中,此次事件被认定为“反革命叛乱”,但连孙中山本人也在事后私下承认,他在家乡广东已失去民心支持,唯有尽速图谋向北进取。个中深意,颇堪玩味。

  此前不久,上海总商会自行草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起民治委员会,欲成立商人政府,挽时局动荡之狂澜于既倒,被热情洋溢的政治新秀毛主席誉为“商人干政第一声”(详见本报2013年9月16日D8版《“商人政府”成画饼》)。尽管因缺乏付诸实施的实力和条件,最后不了了之,仍不失为商人参与中国现代民主宪政建设的一次大胆尝试。

  再往后,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宁汉分流”“上海清共”中,以江浙财团为核心的上海商界的历史性抉择。虞洽卿、陈光甫等人的“宝”当时看来没押错,但他们可能忘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养虎为患”。一旦你死心塌地扶上台的政客羽翼丰满,江山坐稳,再想“与虎谋皮”,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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