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品牌网
广场舞,一场集体主义怀旧
2013-12-04 全球品牌网  赵妍

关注营销,关注创业--添加微信公众号《创业项目加盟大全》:微信号:xiangmu114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广州市将于明年出台新的公园管理条例,考虑新增对广场舞噪音污染的规范和处罚,对广场舞等活动实施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等措施,并拟赋予公园管理部门权限,对广场舞违规最高可处1000元罚款。新浪微博紧跟着做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网友支持对广场舞立法罚款,有78%的网友建议该条例应全国推广。

  在中国,广场舞正在以“健身”的名义高强度、大范围蔓延,从城市到乡村,中老年人“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广场、小区空地。有人将之形容为“遍地开花”。

  “花”开的声音有大,陆续有城市居民不堪忍受“广场舞”配乐音量巨大,称其“扰民”。

  2013年10月,有消息称,由于楼下广场舞放出音量过大,北京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施某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在昌平法院受审。

  另一则来自武汉的消息同样“骇人听闻”:也是今年10月,熊女士等人按惯例来到广场跳舞,还没跳上半小时,众人突然感到有东西从临近的2号楼上飘洒下来,不少人被撒了个满头满身。等到反应过来,众人发现,泼下的竟是粪便。

  广场舞“扰民”之罪甚至横跨了太平洋。今年8月,美国《侨报》发表题为《纽约华人舞蹈队公园排练音乐扰民遭投诉》的报道,报道称,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目前是华人晨练、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但随之而来的音乐扰民问题不断遭到周围其他族裔的投诉与抗议。日前,一支华人舞蹈队在该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前来的警员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并开出传票,王女士不日将出庭应诉。

  汤玉芳,沪籍皖人,1955年出生,50岁时提前退休,定居上海 。年轻时,她带着厂里妇联的几个骨干组织各种文艺演出;退休后,她在小区附近跳起了“广场舞”。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广场上跳舞。”汤玉芳说,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她和她的队友们每天都会坚持不懈地跳上近2个小时—哪怕下着蒙蒙雨。“我总结了一下,觉得跳广场舞真的对我们老年人有好处。跟着我一起跳的人,都说自己身材瘦了一些,而且能够防止老年痴呆。”

  面对“广场舞扰民”的指责,汤玉芳通情达理:“我们当然理解,有些孩子傍晚回家要做作业,有些人在看电视觉得我们声音太大。不扰民,是我们首先注意的。”为此,汤玉芳特意更换了跳舞的音响设备。但是,她强调,她们不会因此放弃“广场舞”。

  缴年费,广场舞也有仪式感

  加入广场舞队伍之初,汤玉芳只是一个站在后排、跟着领舞老师跳的“学生”,现在,她是一位众人拥护的广场舞领袖,领头的广场舞团队规模已达80余人。在上海西藏北路一带众小区,汤玉芳颇有些“远近闻名”的意味,舞蹈队里人人喊她“汤老师”,隔三差五就有慕名而来的加入者。

  能有如此“江湖地位”,汤玉芳总结,与自己年轻时在工厂所从事的妇联工作有很大关系。“很大规模的厂,有三四千人。我是党组成员,管一些妇联工作。那时候我们经常组织文艺演出,所以编个舞蹈、唱个歌,都是有些经验的。”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汤玉芳语速飞快、思路清晰。

  2005年,汤玉芳退休后才到上海。刚开始,陌生的环境和邻里让她颇不适应。后来寻摸了一个裁缝的工作打发时间,可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我就看楼下一些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太,每天傍晚六点半、七点,在那儿跳。我在一旁看着看着,就跟着跳起来。去的次数多了,得知她们每年要交钱,主要是用来买设备、交电费,我也就把钱交了。”缴费,让汤玉芳有了正式加入的仪式感。

  据汤玉芳介绍,一般情况下,上海的广场舞团体成员都会缴纳一些费用,由领舞老师统一收取、支配。费用有每人每年20元的,也有每人每月5元的,视各领舞老师的意愿而定,但总体来说,“费用是很少的”。

  曾在长沙做“广场舞”民族研究的曹露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广场舞”一度被市民称作“绝经舞”,颇有些“污名化”的意味。但近几年来,出于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广场舞”的行列,并逐渐呈年轻化趋势。在长沙,一般需要缴纳的费用在每人每年40元左右。

  广场舞内部分裂,汤玉芳成功逆袭

  “广场舞”大致可分“排舞”和“交谊舞”。所谓“排舞”,就是大家排成几行几列的队形,由最前面的领舞老师带队一起跳。参与者往往是退休的老大妈,少有男士出现;“交谊舞”则不然,通常被称为“三步、四步”的交谊舞,通常由一位男士带领一位女士,搭配起舞。

  汤玉芳跳的是“排舞”。一个人在“排舞”中所处的位置,往往能够代表一个人跳舞的熟练程度、舞姿的优美程度。通常情况下,排在最前排的往往是领舞老师或长年练习的“骨干”,排在最末的当然是新人。

  年轻时的文艺从业经验,让最初排在队伍末尾的汤玉芳迅速走到了第一排。“有一次,一位江苏来的老师教我们一支新舞。这位老师在业内非常有名气,不过老师因为时间紧张,只能教我们一天。没想到,其他人还跟不上拍子,我竟然一天之内就完全学会了。那位老师走过我身旁,也夸了一句:你跳得不错。”顺里成章地,汤玉芳开始教大家跳这支新舞,而她平时因帮助其他队员纠正动作而积攒下的“人缘”,也让其迅速成了众人拥护的对象。

  如此,原先的领舞老师心生嫌隙,用汤玉芳的话说就是,“那些上海人都搞不清楚,我们外地人脾气爽快,跟她们走不到一起”。十几个拥戴“汤老师”的人跟随她另起炉灶,换到其他场地,开始了自己的“广场舞”生涯,“结果没想到,原先队伍里的人听说我们到别的地方跳了,第二天就哗啦啦都跟来啦”。

  研究者曹露观察到,类似汤玉芳所经历的“分裂”,实际上是众多“广场舞”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裂,让同一个地方的“广场舞”队伍越来越多。一些原本的领导者,在遭遇“分裂”后,要么自此放弃队伍,“退下来”;要么进行内部变革。

  “分裂”后的队伍,或多或少存在群体间的竞争意识。据曹露向时代周报记者描述,一位湖南师范大学的退休女教师,先是参加了学校附近的“广场舞”团体,熟练后感到“舞蹈节奏太慢,更新的速度也不太频繁”,随后带着队伍里的一些成员重新成立了自己的团队,从网上看视频学习舞蹈,甚至到外地“取经”,自此以每周教学一支新舞的速度,迅速将原先的队伍比了下去。

  而汤玉芳团队“远近闻名”的原因,也正取决于其快速的舞蹈更新速度以及合理的内部管理。“我们现在是两个星期教一支新舞,音乐是我从酷狗上下载的,特别好听。还有,我即便是纠正队员的动作,也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很凶,我不会说你跳错了,我会跟她说:你自己感觉一下,是不是有些别扭?这样一来,她就会自己去琢磨,发现自己错了。”汤老师的管理经,还包括对新人的帮助—刚加入的新人都被安排在队伍中间,而非传统的最后一排,以保证新人从四个方位都能找到模仿对象;此外,在队伍经费的管理上,她也请来另一位队员监督,以示清廉。

  “老不正经”的交谊舞

  “广场舞”的另一大类“交谊舞”,则是诸多是非的来源。“在我所接触的广场舞者中,对交谊舞大多有些看法。很多人都觉得,这些男男女女搂抱在一起的人,怀着一些跳舞之外的目的,有一些老不正经。”曹露说,在长沙,交谊舞者每天都会精心打扮一番,除了个别是夫妻外,其他中年人的舞伴均是妻子或者丈夫之外的人。

  一个被访问对象甚至公开表达了自己交友的意愿。“那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每天都西装革履地来跳交谊舞。我问他你的妻子为什么不一起来,他反问我:这种场合干吗要叫老婆?老婆什么都不懂,有什么意思?”

  汤玉芳对“交谊舞”的评价,进一步证实了曹露的观察。“一般人跳交谊舞说自己高雅,高雅是高雅,但也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她补充,“隔壁邻居俩夫妻天天出去跳舞,女方说,跟自己的老公跳没有感觉,就像左摸右手。结果夫妻俩都跟别人跳,跳出默契来了,一方吃醋了,这几天天天打架,闹离婚。”

  形形色色的广场“交谊舞”,如今已经越来越成为中老年人与异性交往的场所。一些发现商机的舞蹈培训组织,甚至还开展中老年交谊舞培训班,目标人群就是一些身、丧偶的老人,除强身健体外,“交谊舞”因其男女搭伴的特殊性,为老年人“交友”带来了便利—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交谊舞”目前仍非“广场舞”主流。

  自发群体和政府介入并存

  “你很难说清楚广场舞最初出现的时间。”研究者曹露说,“已经跳了几年的广场舞者总会告诉你,带她的前辈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汤玉芳的说法与之相同。2005年加入“广场舞”时,她就听说同伴中已经有人练了十几年。

  在“知乎”上,有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我国的中老年广场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匿名网友称,南方多个城市的“广场舞”最初是出于创文创卫的需要,多有政府推广。该网友列举了国家创文创卫的一整套指标体系,其中就有: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支/街道)、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人/万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之前,居委会的人来叫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广场舞,我最终没有去。居委会组织的都有活动经费,要参加比赛,但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并且对专业要求也更高。我觉得自己个子不够高—他们基本都要一米六以上—就没有参加。还是自己组织,自娱自乐比较好。”汤玉芳的说法,从侧面证实了部分“广场舞”具备政府组织性质这一猜测。

  由政府扶持的“广场舞”,除了财政支持外,还有当地群众文化艺术馆指导,各个社区也有专人负责教练、组织。

  2012年,来自湖南大学35个部门工会的700多名在职教工和200多名离退休老教工联合组成千人广场舞表演队,身穿统一红色服装,伴着《越来越好》及《爱我中华》的旋律,成为当时当地的一道风景。

  一些卫视也开始介入“广场舞”比赛。江苏卫视在去年推出了大型公益健身类节目《最炫民族风》,镜头对准的是全国1.8亿老人。该节目在全国七大城市进行了招募,在众多“广场舞”群体中引起巨大反响,奖金更是高达上百万。

  “究竟是现有民众自发,还是先有地方政府组织,很难被证实。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城市,以及更接近农村的县城,一些规模较大的‘广场舞’基本都有政府力量介入。××县、××区的广场舞比赛,也是通过地方组织而形成的。”曹露说,“你不能否认自发群体的存在,但一些外来的力量正在推动这个群体进一步扩张。”

  集体主义,人类进化中的遗产

  “你们真的不懂广场舞。宏大喇叭、爆强节奏、整齐划一的步伐,的确穿透了你的鼓膜,但也穿透了大爷大妈沉寂多年的盆腔、附件、子宫内膜和前列腺,奔向30年前人生的黄金时代。”在热闹的“广场舞”纷争中,一位署名骁遥的网友,以诙谐的方式诠释了广场舞者的“心声”。

  “当年傲视群艳一枝独秀连食堂打饭都要加块肉的厂花,如今不屈又傲然地站在广场舞的前排。退休了下岗了,与这个国家最直接的关系只剩下每个月10号排队领社保了。每天接完孙子孙女下课、做完晚饭等儿子闺女下班,不爱看电视、电脑不会玩的他们循声来到楼下的小广场,这是他们的江湖,明日黄花的擂台,迟暮英雄的战场。”骁遥补充道。他认为,“广场舞”实际上是集体主义生活的歌舞怀旧仪式,“是不甘青春老去又无可奈何的集体墓场”。

  青年导演王博,在其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协奏曲》中这样写道:“在中国旅行非常有意思,尤其是见到如此多人,如此富有感情。在某个意义上集体主义情感似乎非常重要,不少学者将集体主义情感看成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遗产,他们相信人们跟随节奏集体舞蹈,或是集体合唱,乃至跳舞到欢喜的状态的能力,都是在人类早期的仪式中形成的,使得个体进入一种集体化的身份中,通过进入这种塑造起来的群体意识,个体不再感受恐惧和疼痛,不再质疑同伴,甚至准备自我牺牲。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得以在单独个体无法存活的情况下存活下来。”《中国协奏曲》对准了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大量老年人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画面。

  镜头对准了一个在广场上奋力起跳的中年男人。王博以旁白身份说,“我也遇到一些人,试图用重复以前的事情来追忆过去的感觉,但看上去他们的尝试失败了。一个人说,他非常失望于精神的消逝和理想主义的失败,这些也许是他难以追忆过去的原因。这个世界变了。”

  毫无疑问,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大广场和最多市民广场的国度,每个广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中国城市中老年人的公共活动空间严重不足。曾经只追求“吃饱穿暖”的这一辈人,如今对精神生活有更为强烈的需求。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广场舞”让一些因“独生子女”政策“空巢”的老人重新有了新的精神寄托。

  沉浸在欢快音乐里的“广场舞”者们,沉浸在对集体主义生活的怀旧里—分贝越大,沉浸越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一群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他们最爱跳的一支曲子是这样唱的: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查看 赵妍 所有文章
 相关文章
全球品牌网投资风险提示:投资有风险,加盟需谨慎。本页面仅供参考,建议您在投资前务必多咨询,多考察,降低投资风险。部分企业可能不开放加盟/投资/开店,费用、流程、详情等信息,请咨询企业,以企业确认为主。
电脑版 |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手机品牌网 i.globrand.com 浙ICP备09082595号
关注项目,关注创业,请加微信公众号:xiangmu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