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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了
2019-04-22 全球品牌网  刘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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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轮房价出人意料的急速上涨,最受伤的是“预备中产”们。

  “预备中产”特指的是中国“985”、“211”大学的毕业生。我粗略的算了一下,进入这两个名单的大学,每年毕业的本科学生只有30-40万,占到全体大学生的5%左右。所以“985”“211”也自然成为一些热门用人单位的招聘门槛。

  拿上985、211大学的毕业证,意味着在毕业季可以在多家听起来响当当的用人单位之间挑选,意味着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可以不太费力的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接下来,他们本可以满怀期待的憧憬自己的未来,成为一枚中产是这种憧憬的标配。按照学哥、学姐们的成长轨迹来规划,他们在工作几年之后可以凭借自己的积攒或者再加上父母的资助凑够一套小居室的首付,然后在结婚前后开上自己的第一台轿车,并且在孩子降生前后开始筹划更换一套更宽敞的住房。

  大体在2008年之后,在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这扇通往中产的大门开始逐渐的关闭,我们甚至可以听得见大门逐渐关上时门轴吱吱呀呀的响声,年轻学子的心被这种声音折磨的胆战心惊,这声音便是房价一轮接一轮的上涨。在房价最近几个月的上涨之后,这些学习最优秀的学子们,不管用什么样的公式,都无法计算出他们靠自己的收入买房的可能性了。

  对于来自外地、家境一般的“预备中产”们,这扇门似乎彻底关上了。

  房价上涨是大部分国家的共同弊端

  如果说,十几年前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是一个金字塔,那么现在已经拉长成埃菲尔铁塔型,原来年轻白领是处在金字塔的上半部,现在那些没有买房的人发现自己成了塔座,而买了多套房的人则进入了那个又尖又细的塔身。

  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最终却产生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结果——财富都附着在了房子上。房子如同一个巫师手中的水晶球,一方面折射出社会万象光怪陆离,一方面如同魔术般改变着人们的财富分配和社会层级。

  房子让先富起来的人群更富了,因为他们之前有钱买房子,后来有钱炒房子。房子让原来穷的人更穷了,他们需要勒紧裤带存钱买房,但房子却离他们越来越远。房价高涨,既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也是结果。

  如今,整个中产阶级,整个工薪阶层,都已经被整体卷入到买房的热浪中去。房子不断涨价,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焦虑感。已经有房子的怕失去更好的机会,没有房子的担心现在不出手将一辈子租房住。这种浮躁情绪在酝酿着大危机的同时也在破坏者人们眼下的心境,使人们长期形成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价值观发生动摇。

  眼见着自己对未来顺理成章的预期被击碎,“预备中产”们的失望可想而知。这种失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整个社会曾经坚信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思维惯性。在最近的三十多年,一个年轻人毕业文凭的含金量和未来生活的阶层与质量是紧密的正相关关系。

  但实际上,“知识改变命运”只是在人类特定发展时期的特定现象。在社会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工业化初、中期知识工作者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文凭和文凭所代表的知识,在收入分配中占有着最重要的权重。

  当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发展为大众教育之后:“知识改变命运”的实现条件就逐步弱化。学习好只是市场竞争环境下的成功条件之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成功的途径越来越多元,社会不再按照学历形成阶层。学历让位于资本、创意、勇气等其他因素。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资本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在财富分配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权重。而大城市房价的上涨,就是资本体现其权重的结果。

  20多年前开始进入到北上广深打拼的年轻人,如同19世纪中后期进入伦敦、20世纪初进入纽约、20世纪50年代进入东京的年轻人们一样,通过变现他们的知识获得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并且通过买房获得了资本红利,很多普通的上班一族在这个过程中不经意间成为纸面上的“千万富翁”。房价上涨的背后,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说一千、道一万实际上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趋势或者说共同弊端。

  房产税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途径

  这当然是弊端,当资本在社会财富中占据越来越重的权重之后,将带来社会阶层固化的弊端,所以所有发达国家都会通过高额的所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来打破这一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这也是一个必然规律,所以,中国的税制改革虽然受到重重阻挠,但最终也必然会走这条路。

  最近,北京及不少热点城市连续出台各种严格的限购措施,但限购显然是一种反市场的行政行为,只能在特殊阶段起作用,不能长期实施下去,而且政府很难把握限购的分寸。取代限购政策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征房产税,让主要用于投资的多套房屋的拥有者承担长期的持有税。一旦把征收房产持有税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制定下来,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一定会得到重创。

  房产税的征收绝不应仅仅看做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另一项手段,而是让税收调节贫富差距作用的功能重新起作用的根本性改革。而现在看来,从住房持有环节征收所得税是我们目前可以找到的几乎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

  从技术角度看,每一套住房都有完备的登记制度,实现住房登记的全国联网并且和户籍系统联网实现“金房工程”的技术难度并不大。就目前国人持有财产的习惯来看,住房的拥有水平基本上和其财富拥有水平成正相关的关系,这样比较容易获得家庭拥有财富的真实数据。剩下来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具体的征收环节,在技术手段跟上来后,相信可以找到公平、公正的办法来解决。

  总之,房产税一定要放在税制体制改革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框架下综合考虑,不仅仅只当作是平抑过快增长的房价的一个行政手段。这一步棋如果走好,将不但有助于解决房地产领域的问题,更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主要手段,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相信尽管反对房产税的声音一直很大,但在此轮房价上涨的巨大压力下,房产税在最近的几年内推出并逐步实施完善是大概率事件。不过,尽管这会对特大城市房价的上涨带来一定的抑制,但外地年轻人靠自己的学识和辛勤工作在一线大都市买房子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点不会因为任何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所提出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现在离这条曲线的顶端已经不远。

  同时,由于大城市房价带来的越来越高的成本,经济将自然向其他地区发展,同时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会带来地区差异的减小,工作机会也会向其他地方转移。因此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也会趋于平衡。这种平衡,纽约大概在1950年代出现、东京在1980年代出现,我估计北京、上海大概在2025年左右出现。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一旦达成这种平衡,由房价上涨带来的焦虑感将明显减小。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里,尽管依然存在着由于资本带来的巨大贫富差异,社会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985”、“211”的毕业生们依然将是天之骄子和社会栋梁,但不会再用是否在一线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当做衡量成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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