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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圣白圭”的商道智慧
2019-05-13 全球品牌网  王运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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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大商人。白圭曾官至魏国宰相,建立了相当的政治成就。不过,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始终不及他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他先后在齐、秦等国经商。他经商有道,即使成了巨富,他也是把钱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常常“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故深受人们爱戴。他是我国最早的经济谋略家、理财家,商人的祖师爷;宋朝皇帝真宗曾封白圭为“商圣”, 从此民间称他为“人间财神”,为他建庙,并设立神牌供奉。

白圭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宗敬也还恪守白圭“人弃我取”的经营原则,而南洋最著名的华侨企业家陈嘉庚所奉行的“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的经营思想,也是对白圭经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

“朴素有效”的经营之术

白圭因擅长经商而名满天下,范蠡都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的方法。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看来,白圭的经商之术之所以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我们也正在遵循或已经实施着他的这些经营之道。白圭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经商理念很多,其经营原则主要有以下特点:

1、“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具体的做法是,当商品供过于求、无人问津时,趁机买进;当自己手中的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时,趁机卖出,其关键点是要把握时势和时机。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原则体现的是一种经商智慧:不盲目跟风、不人云亦云,这个经营原则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乐观时变、兵贵神速”:即商人要有兴趣观察市场行情变化。对市场行情的动向、年成丰欠及季节差异所造成的商品价格变化。商场如同战场,当抓住了由于时间、地点不同而造成的物价差异和市场变化的有利商机时,就得有“若猛鸷鸟之发”的作风,即要当机立断,像猛兽、猛禽扑捉食物那样,迅速、敏捷地集中全力做好商业运作。商业行动要果断、迅速,若发现在储存、发运、销售等方面出现了“漏洞”,就得及时采取紧急措施,予以补救。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3、先“待乏”后出售:即对社会尚未迫切需要的商品,或供过于求、价格比较低的商品,予以大量收购,以待社会需求。在该商品出现求过于供而物价上涨时,高价出售,从中取利。这就是低价买、高价卖,利用价格上下波动而赢利的规律。善于观察市场行情变化,及时掌握各方面的信息。信息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信息就是财富。因此,必须善于捕捉和运用有价值的信息,并做到决策迅速,储今日之饶,以待他日之乏,从而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

4、“薄利多销 积累长远”: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在经营上,白圭一直主张“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在白圭生活的时代,由于销售对象都是平民百姓,所以白圭一直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要讲究商业谋略,要“干一、研二、想三”,即干着现在的生意,同时研究下一步做什么生意,再就是不忘观察市场的“风云变幻”,琢磨第三步往哪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做,企业才能在稳步发展,增强实力,持有后劲,保证能够获取长期的、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注重实效”的商业之道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先后在各国确立。由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数量急剧增加,人们的消费能力也迅速提升。同时,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白圭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白圭与孟子同处一个时代,在那具诸子百家争鸣,古圣先贤云集的时代,白圭是较为完整的商业理论体系的管理理论家和实践者,并非纸上谈兵之人。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实践主要表现在:

1、经商要善于用人:白圭认为经商或管理一定要选好人。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和鸟尽弓藏的利用,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

2、关心下属重视团队:白圭认识到,童仆的工作效率与他们的情绪、心理有密切关系。因此,他在用人时不是一味地靠强压和利诱,而是与童仆打成一片。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还消除了与童仆之间的隔阂,使主仆关系更加融洽。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的利润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团队里的人身上赚来的。对于团队的管理也正是“先取欲予”的体现。如果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白圭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管理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

3、提高商人素质修养:白圭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智” 即机敏灵活,能够随时应对各种变化,就是要求商人具备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勇” 即判断果决、当机立断,绝不可坐失良机,就是要求商人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如果勇不足以决断,在商业活动中畏首畏尾,肯定失败;“仁” 即取予适当,不要一味地与人争利,就是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而不要象一些奸商那样,对待下属、供应商和其他一些对我们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强” 则是说要意志坚定,时机不成熟绝不能轻举妄动,就是能有所守,要求商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认为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素质,即使想向我请教经营之术,我也不会告诉你。”商人一定要注意培养和提高个人素质,要有智慧,有魄力,讲道德,能坚持,有不服输的精神。

经商不比治国“低贱”

白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思想家。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把经济提高到了等同于政治和军事的地位。白圭之所以会“弃官从商”,其中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经商不比治国“低贱”。

白圭曾是魏惠王的大臣。当时,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靠近黄河,经常遭受洪水之灾。白圭施展了他杰出的治水才能,解除了大梁的水患。由于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白圭毅然离开,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不过都被白圭婉言拒绝了。离开齐国后,白圭来到秦国。当时秦国正值商鞅变法,白圭对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很是反对,因此没有在秦国做官。经过一番游历后,白圭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得更是透彻,也对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厌恶感。于是,他弃官从商。而白圭反对商鞅对商人的歧视,提出了“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经商也是一个正当且高尚的职业,并不比治国低贱。

战国时期的商人大都喜欢做珠宝生意。但是白圭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就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经营农副产品虽然利润率较低,但成交量大,因此同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白圭选择了农副产品、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经营。由于面对的是广大比较清贫的老百姓,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经营谷物时,白圭以薄利多销为原则,照顾到农民的利益,粮食是人们赖以活命的必需品,只能取微薄利润,然而进出的数量大,亦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同时这也是一种为民“造福”惠及广大百姓的事业。

由于战略时期各诸侯称霸争雄的需要,纷纷加重赋税的征课,以富国强兵。儒家反对重赋,主张推行“什一之税”。而白圭认为,即使实行“什一之税”,其税负依然偏重,因而提出“二十之取一”的主张。白圭“二十取一”的税收思想虽无法兑现,但体现了商人在政府重农抑商政策之下希望减轻商税的要求,他的思想代表了新兴商人的利益,亦是为提高商人在社会中地位的体现。www.globrand.com白圭这些难能可贵的操行,从商业道德的角度讲,确实是一位良商,也正是一代儒商风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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