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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构的价值观念
2019-05-17 全球品牌网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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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欧洲的古代人类,各自走了不同的选择:中国选择定居的农业,欧洲的古代人类却是不断地征服和扩张。从这个出发点上,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当时这种条件下,发展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夏朝可能只是许多聚落的联盟

  先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最古老的传说是黄帝的传说,可是传说的内容,显然是后世加上的。因为黄帝的年代,就是离现在五千多年前,不可能有那么完备的制度;许多归于他名下发明的事物,也不是那时候出现的。

  我宁可从夏禹的传说说起。夏代起源的传说,是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开始。尧、舜的时间都很短,且没有太多具体的事迹可以说。禹的传说却非常重要,一部分是王位的禅让,另外一部分,则是在中原治水的故事。由他的儿子继位,才有所谓“朝代”的父子继承,亦即有了制度化的国家组织。

  今天的考古学成果显示,河南的东部二里头一带,可能就是夏人活动的地方。在这里,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和聚落的形态,已经有一些可以依据的资料,表明这个地方在农业发展上已经有一定的进度,聚落的规模也相当大。河南东部正是黄河三角洲的扇形地带的尖端,古代黄河固然未必已是“悬河”,因堤防而高出地面,黄河所经之处是平坦的黄土地带,总不免有泛滥的问题。

  中国北方古代的农业是小米种植,受不了太多的水,洪水之后,小米就颗粒无收。因此,大禹治水传说的背后,反映的历史就是农田耕作必须要有好的渠道分水灌溉系统;疏和灌,这两件事情都必须同时进行。大禹治水的规模,不会如传说之大,整个中国河川都是由他疏通,这是夸大的传说。若回到传说的核心,可能有一群人,大禹和他同时代的人,分工合作,努力疏导和开通河流,使得洪水既不至于泛滥成灾,也可以灌溉田地。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作,不能由一个村庄、一个聚落的人民自己进行,必须上、下游的人一起进行。这种合作,不一定需要集权专制政权才能统筹协调;因为当时的水利灌溉系统,终究不大,若干邻近村落合作,大家都可以共享灌溉疏导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据古代传说,大禹曾经召集许多国家,号称“万国”,聚会讨论“天下”的事情。“万国”和“天下”,都是夸大其词。大概,大禹或者大禹这群人,召集黄河中下游附近数十、上百聚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合作,把洪水问题合理地解决了。这种工作,当然必须建立在互助合作上,也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才能使数千人、数万人分工合作,完成这个任务。传说之中,大禹无私地投入,工作期间,三过家门不入。他也聚集了一群很能干的助手,从这些人物的名字看来,他们都是从不同地区来的。传说中,大禹死亡以后,大家选择下一个领袖,他们本来可以仿照尧、舜,以推选的方式选出新的领袖。但是据说,大家对夏禹的感激,使他们选择了夏禹的儿子,也从此建立了世代相承的王国制度。

  传说中,“夏后”的称号不是王,而是众人的领袖。因此,这一个夏朝时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可能不是王国,而是许多聚落的联盟,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专权的王。据传说,夏代的中叶,曾经有权臣篡夺王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未必有什么“权臣”的观念。夏集团的领袖,也未必必须是大禹的子孙。所以,夏代中断,由其他人作领袖,也并不是不可能。

  重建这一段传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得出,当时为了生活的需求,他们必须要发展新的组织形态,发展超越小区的组织。在大型组织之下,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例如协商以及协商以后的服从。经过共同取得的协议,大家必须要合作无间。长期合作,将数十万人民的大地区,凝固成相当坚实的新单位,超越了村落和部落,就成为国家的原型。有了原型国家,公和私之间才会有对立而互补的两种价值。公和私,乃是对立,而又是互成的观点。夏后是领袖的位置,既然在传说之中是传承的,一个家族能够维持数百年成为领袖,表示家族组织的稳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

  商代发展的三种价值观:家族观念、祖先崇拜、尊重知识

  商代接续夏代,成为中原之主。商人本是一个中原地区东半边的边缘民族。也许是由于他们有能干的领袖,也许更由于他们所住的地方在黄河东部,有北方提供的马匹和铸造青铜的能力,殷商民族的武装力量,可能因此强于中原那些农耕的聚落。商代建立的王国,确实是比夏代要强大。因此,殷商的领袖称为“王”,而不是夏后的“后”。

  考古学上,从商代留下的甲骨卜辞数据,提供了不少相当清楚的史料。商代前半段首都不在安阳,我们没有大量卜辞资料,作为重建历史的依据。从后半段历史来看,商代对于王室的祖先们非常尊敬。商代的主要职务,都是经过宗教活动,请求他们的先公、先王作为媒介,向山、河、风、雨这些对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先公、先王据有人神之间交流媒介的重要位置,反应一种对祖先的崇拜;祖先死后还有巨大的威灵。已故的祖先,经由神秘的管道,对子孙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可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出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缘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对我们的保佑。家族观念能够存在,必须有稳定的传承。农业村落,尤其掌握水利的能力后,不必经常开发新田地,就形成长期安土重迁的小区。正是在这种安定之中,一个家族的长期传承才有可能。

  有了祖宗崇拜,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并且,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去的网络,作为连结、合作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观。

  商王的原始身份,也许只是能沟通神、人的大祭司,后来才兼有世俗和神圣领袖的双重身份。商王必须要依靠祝、宗、卜、史这些专业人员,进行和神明与祖先沟通的工作。有了这些人,古人才能根据前例,归纳为一些原则,解释神示的意旨。这就意味着:有一群专门从事知识工作的人,第一批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社群,为了众人的福祉,找到最有利的方案。知识分子的地位,或者宗教人士的地位,在许多不同地区的人类历史上都有过,并不只限于农业民族才有。商代的这些人,未必靠降神,而是从知识累积获得启示,其理性化的成分与一般巫师跳大神,有相当不同处。这一个特点显示,商代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和理性思考,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商代考古学和古代数据显示,商人应已发展了三种价值观;第一是亲人组织的重视;第二是传统的重视;第三是对知识的重视。

  周朝的“天命”观念

  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殷商疆域扩张,王权也相应扩大。商王竟有“下帝”的称号,俨然相对于上帝,有同等的位置。这个发展,乃是后代“天命”的滥觞。王的位置和天同列。西周兴起,在王与天之间,又有了新的界定,王毕竟只是承受天命的统治者,而不是天。

  西周代替了商代,成为古代重要的朝代。西周本来不过是商王国西边的一个附庸小国。据西周自己的历史传说,他们曾经“陷于戎狄”,不在农耕文化圈内,后来才恢复农耕,他们自己的祖先,后稷,就是农业之神。究竟他们是先有农业,然后才成为牧人?还是根本就是从牧羊文化,逐渐转变成农耕?毕竟,周人的盟友,姜族,可能就是牧羊人。此处不必讨论。

  目前我们只要指出:这一个自认为农业民族的西边附庸小国,居然击败了强大的“大邑商”。殷商盛时,以豫东为腹地,疆域跨有黄河中、下游,势力范围则从河北的中部,延伸到长江江滨,东面的山东、苏北,西面的华山一带,都是从属。这个庞大王国,地跨黄河、淮河和汉水这广大地区;而居住在关中的“小邦周”,竟然能击败殷商,取而代之,成为古代中国的主人。我个人解释,他们在武装力量上,大概有相当的优势。他们在关中,地接西北的草原,可以得到良马。据说,周人的武器中,有一种黑色的长剑。很可能已经取得铸铁的知识,能用铁铸的兵器,打败了使用青铜戈的商国军队。

  无论如何,西周的盛,使他们觉得自己有特殊的地位,获得天神的眷顾。如果西周真正是从牧羊的文化转变成农业文化,他们居住的地方,也确实是与牧羊文化的西北草原非常接近。他们从牧转农的历史,如果是在草原附近经过,他们可能因此从草原文化接受了崇拜苍天的信仰。苍天垂顾周人,使周人这小邦,击败商王国;如此奇迹,使他们必须要寻找解释:为什么他们是上帝选择的对象?这种解释可以发展的方向有两个可能:第一,周人是选民,第二,周王是被挑选为新的王者,承受天命,创建新秩序,接下统治天下的重要工作。

  在西周获得胜利后,针对这一伟大的功业,周人的领导阶层,确实有过一场辩论:有一派认为是上天垂顾周人,假如以这一点,周人将如以色列人一样,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辩论的结果是,他们选择认为,乃是周王得到上帝的眷顾,应天命而得王位。于是,周人建立的新秩序,乃是“天子”受命抚有“天下”,周王是具有天命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之下,商王自认是下帝的观念,转化为天命观念。

  道德观念灌输入政权的合法性

  周人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前朝的统治者不能得到天命?他们解释:因为只有周人的先王们,比商更符合道德;周人是朴实虔诚的民族,不像晚期商人贵族好酒,也不恤人命。如此,周人将道德观念灌输入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这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意味着国家的领袖必须要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组织国家对领袖的期待。

  周人统治东方,分封亲戚子弟,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系统。诸侯经由周王,才能上通天命。在这一安排下,周代的权力乃是将“天”的崇拜和祖先崇拜合而为一;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主;宗统与政统,相叠为一。

  周人的诸侯,分别在重要的地方建立基地,但他们必须与当地原来的居民,尤其原来的领袖们合作。从青铜的铭文和历史的文献记载上,经常记载分封诸侯的指令:必须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法令制度,也必须和当地的领袖们建立亲戚关系。于是,这一个巨大的封建网络,实际上是一个周人自己和当地地区性的民族,进行长期融合的机制。在长期融合的机制中,各处的地方文化,也就逐渐涵化于周文化。所以,周人封建不只是一个统治机制,在长期历史上,反映其长期涵化网络的特色。周人理想的“王道”,意谓这一社会,必须尊重别人,也必须容忍别人,才能建构成一个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考古学上所见,也不断呈现这种现象,在周代封国遗址,考古数据都呈现多种民族融合的现象。

  总结来说,夏、商、周三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陆续建构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这些社会价值观念,存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数千年之久。此后,中国的列代皇朝,都用天子的名号,号称“奉天承运”。中国也一直自居为天下,不是列国之一。到后来,又经过一些思想家,孔子、老子等人,将这些重要的社会观念,阐释为中国思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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