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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企管”的整合与“中国式管理”的反思
2019-05-20 全球品牌网  张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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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特别关注,使得“中国模式”成为国际论坛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领导者们并没有刻意追求一个骄人的模式,但是实践中确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其中包括企业管理领域的实践。我们不妨把“中国模式”项下的企业管理经验称之为中国式企管,在经济转型中弘扬其中的优势,同时与此前的“中国式管理”区别开来。

  中国式企管已有丰富的积淀

  无论“中国模式”是否最终确立,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探索是通过企业运作来实现的。实际上,企业的管理实践已经为中国式企管作为一种模式来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我们不能置之不顾。

  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席位的增多,使得中国企业具备堪为效仿的管理模式有了相当的实力和资格。今年公布的世界500强的名单中,中国大陆共有61家公司进入榜单,比上一年增加了15家公司,这是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8年上升。在2010年世界500强的名单中,中国企业占了54家,超过了10%;其中前10名里有3家中国企业,接近三分之一。而在1995年,世界500强里中国企业的总数才有3家。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行业构成和国家构成,那么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中国式企管模式的形成也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如果说这些枯燥的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三峡工程的成功修建,其中所体现的管理智能则是无可否认的。在这项世界瞩目的工程建设中,相关企业逐步建立起全面的质量管理、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和安全管理的项目管理体系,实践已证明其计划、组织、协调和全面控制的有效性。

  不少成长中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他们善于从前一阶段的成功中总结经验,用来指导下一阶段的开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管理形态,并被别的企业所效仿,也得到了管理界的嘉许。海尔管理模式已进入国际管理学界前沿——比如哈佛大学、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日本神户大学等着名高等学府的案例库。海尔集团从一个资本亏空147万的街道小厂,发展成为全球营业额上千亿人民币的跨国经营的大企业,走过了世界同类企业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路。不仅取得了奇迹般的业绩,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管理优势,其中“吃休克鱼”理论、“斜坡球理论”、“海尔人人成为老板”的口号在业界可谓脍炙人口。

  有关管理专家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足以整合为中国式企管的初步框架。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于2005年设立的“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每年举办一次“评选活动,旨在通过表彰和奖励为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企业家,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截止到去年已举办了六次。对获奖企业家所培育的管理模式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一般性的理论探索同样色彩纷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式管理”之说。该理论从管理哲学的层面强调了中国式管理的特色,指出“中国式管理的贡献主要在管理思想、管理观念”。该理论认为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征是“务实”、“中庸”,以及“不执着”;中国式管理的三大观念支柱是“太极思想”、“把二看成三”、“中庸”;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特色是安人等等。尽管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式企管的基本特点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那么中国式企管同样不能定位成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模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进程当中,对已有的管理经验和理论思考进行必要的梳理。尽管对这种梳理难免会见仁见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争议就怯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至于把这种梳理的话语权恭让给洋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可以从中国式企管的一些主要特点开始讨论,以便抛砖引玉。

  首先,中国式企管建立在智慧人假设之上,保持劳动者的尊严是一个重要课题。与西方的管理理论分别建立在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或者复杂人假设之上不同,中国式企管的人性假设是智慧人。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劳动者无疑是智慧的。然而现代智慧人的特定含义是相对于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或者复杂人而言的,是说劳动者已经不是廉价的劳动力,至于他们是表现出经济人、社会人还是自动人或者复杂人的特点,取决于他们对客观环境的理智判断。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真善美的存在,然而向善的智慧表现为现实的善,服从于劳动者的生存质量。这决定了管理者必须对劳动者平等相待,因为彼此在智力上是平等的;企业必须保证劳动者的尊严,把劳动者视为智慧人是以人为本的逻辑前提,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其次,中国式企管重视团队精神,在竞争意识的强化中强调道德血液的流淌。改革开放唤醒了人们的利益意识,利益意识表现在企业层面,离不开团队的竞争意识。中国的企业家喜欢用鹰、马、牛甚至狼性图腾表征团队的竞争意识,然而企业的社会责任又要求企业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约束条件必不可少。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合理的答案只能是创新,在正道感召下的差异化发展。差异化之“差”指的是差别,是合理的分工;“异”指的是优异,需要不断地用技术进步来支撑。两者的结合正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相一致,并且可以继续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分工中突显优势。

  再次,中国式企管成功的基础是执行,在利用各种管理工具时需要对执行进行不断地校正。脱颖而出的企业家无不重视执行力的提高,因为与决策相比较而言,执行对于提高企业的效率与效益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了提高执行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工具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管理工具科学性没有国界;但是,执行的差异和执行中出现的变异和博弈告诉管理者,要想克服“橘生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的现象,必须时刻做好对执行力的校正工作。经济发展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屡禁不止固然是一个顽疾,但是经济改革的成功同时说明宏观调控是在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校正中前行的。在微观领域也是一样,由于利益主体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决策的“落地”与管理工具的有效使用同样需要防止变味和走样,校正执行力扭曲成为中国式企管不可忽视的特点。

  中国式企管的活力在于实际效能

  中国式企管的内涵是丰富的,又是具体的,我们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罗列无遗,况且它仍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过可以肯定,中国式企管的提出应当有助于管理者在运用中产生可持续的效能。指出以下几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国式企管的实践意义,并且与“中国式管理”区别开来,避免在企业管理中步入公司政治的歧途:

  第一,中国式企管是对30多年来企业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对此前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简单推演。按照“中国式管理”的逻辑,现代管理难逃传统文化主宰的宿命;而我们所说的中国式企管,体现的则是新的实践精神,其中包括管理实践应当与国际接轨的时代要求,和及时吸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努力。这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而是更重视管理活动自身的规律,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其中需要将儒家的治国理念与企业管理进行必要的区分,而不能满足于在企业管理中进行政治化操作。

  第二,中国式企管是对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入乡随俗的适应。在管理中强调中国式,固然需要注意顺应中国人的心理积淀,但这绝非对落后心态的迎合,更不能把商业贿赂之类违规行为的存在归结为环境不好;相反,需要对包括对家族式管理之类的积弊进行积极地校正。中国式企管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对于企业管理实践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应当承认,改革开放难免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并非所有的境内企业管理都很规范。正因为如此,对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就是为了弘扬时代主旋律,对那些不规范的企业管理进行积极的引导。

  第三,中国式企管应当具备可复制的管理工具,而不是依靠太极思维式的“变通”前行。如果说“中国式管理”不无哲学思辨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它的软肋则是缺乏可操作性。而中国式企管的提出将纠正这样的弊端。量化管理、精细化等管理工具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企业的经营活动也常常需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在实施中讲究中国式,并非要打折扣;相反,为了更有效的落实,中国式企管将更加重视背景营造和基础建设,为此而提供服务和保证条件。比如在数字统计、信息披露中加强监督,去伪存真,增强问责的力度等等。

  第四,中国式企管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对传统文化的理念以讹传讹。中国式企管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多样化的探索和创新;其中包括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新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对“中庸”的理解,儒家的确有“不偏不倚”的说法,但那是对“道”的执着追求;而后来却演化成混迹官场的一种钻营“术”,折中主义的代名词。如果把这种放弃原则的左右逢源用在企业管理中,那显然是以讹传讹。中国式企管在与时俱进中应当对相关的传统文化理念正本清源,以体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实现新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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