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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利己的改革家?
2019-05-29 全球品牌网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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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统的历史课本中,李鸿章一直都被人作为卖国贼,是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路线的执行者,先后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四面大好河山,都一一送人,说是千古罪人也不为过。但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确是主张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先后主持北洋水师、江南制造总局,兴办实业、开矿修路、建设海防,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近代工业和企业、军事在中国的发展,李鸿章都有很大的功劳。

所以,袁伟时先生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中为李鸿章鸣不平,认为他是“庸众中的杰士”,是近代工商业、教育和军事发展的开创者,其签订卖国条约时,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令人感慨,他不敢公然反对满清宫廷的投降行为,其卖国属于封建礼教思想下的“愚忠”所致。然而,在《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中,我们这位李鸿章大人,却并非是一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的名臣,而是在当时西方列强、满清顽固派、变法维新派、革命党之间闪转腾挪、进退自如的一名官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首先,李鸿章兴办洋务,注重科技与教育、实业兴国,并非是他高瞻远瞩,而是在借用戈登的“洋枪队”杀死太平军俘虏后,遭到戈登的痛斥所致。一方面,他看到了“洋枪队”的巨大威力,即便是太平军有不畏死的信念,也不可用血肉之躯抵挡住子弹;另一方面,他显然认为戈登的人权道德观念碍事,这支军队不听其指挥。所以,才要发展现代军事及其工业,使枪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才拥有在朝廷中更大的势力和话语权——有没有造反之心不好说,但“奴大欺主、店大欺客”的道理,李鸿章很明白。近代史学家都认为李鸿章之失,在于未能学会并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只是“在盲目的国家中睁开了一只眼睛的人”,以至于西方教育中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始终在他的衙门之外,但在我看来,这还是高看了李鸿章,以他当时的一贯言行,即便是他成为清国的皇帝,中国当时的体制进步也不会有多大的成果。在《泰晤士报》1901-1911年十年的中国专题报道中,有很多例症:

例证之一,同样为晚清名臣的刘坤一、翁同龢,秉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并没有成为李鸿章的盟友,相反,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李鸿章对慈禧的完全支持不无关系,在他看来,拿下两代帝师翁同龢,自己位极人臣、汉人第一大学士的位置便可保无忧,权力争斗中,按照平衡的原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是他的为官之道,也是中国官场千年来“不倒翁”的独门心法,至于变法维新失败后给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则无足轻重。

例证之二,同样赞同变法、并且兴办洋务的领袖“鬼子六”奕,本应该是李鸿章的同盟军和支持者,但李鸿章却支持慈禧免除奕议政王的职位,可见,所谓提倡洋务,若与自己的地位和势力相比,便随时可以抛弃,“洋务”自始至终并非其理想,而只是手段,用泰晤士报记者的话说,李鸿章所说的“我却选择了一条并不满意的路”,只是“他因为想要规避历史的严重裁决而为自己寻找借口”。

例证之三:1901118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长篇综述《李鸿章》,文中写道,“李鸿章对于事物的本质有着精明的判断能力,他的如簧巧舌和万能大脑,使他能够以奇异而准确的直觉,让那些带着偏见和先入观念的人对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他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对话方式。正因如此,在天津的那些年里,在许多外国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富有炽热情怀的爱国者,又是一个开明的改革家,虽然他的衙门不过是无赖和腐败的中心;虽然他的军队常常骗取军饷;虽然他船上的战争物资,常常会消失于他衣架上那些贪婪的口袋里;虽然他的大多数“改革”项目,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在支撑门面而已。”从这段相对客观而犀利的评价中,不难发现,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改革家李鸿章,由于没有理想和信仰的支撑,缺乏血性与牺牲精神,为自己的名利考虑多于为国家民族利益的考量,最终不仅走向改革的反面,成为历史大潮中的弃儿,还在其后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使得“卖国求荣”成为终身的历史印记,妄求小利,最终兵败几近亡国,输的干干净净,不是机关算尽、自作聪明又是什么?《泰晤士报》对此评价道:

偿还的时候终于还是来了。他费尽心力地想在最后一刻尽力避开日本对清国的战争,但结果徒劳无功。那是他的短视外交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终究因此而掀翻了自己纸糊的房子。他那“由外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和花了大笔银子买回的铁甲舰,在陆地和海洋上都被杀得落花流水,他那些增强、坚固的堡垒被证明毫无抵抗能力。他那条在名义上承担着守护重任的北方防线,被各个击破为六个支离破碎的断裂带。就连帝国的首都,也就是他专责监督的直隶省,也受到了获胜的侵略者们大举进犯的威胁。

所以说,改革的失败并非是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也并非是老百姓愚顽不灵,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家们私心太重,以至于不能精诚团结、推动变革,而是尔虞我诈、相互残杀,王安石变法输于此,晚清由改革而走向革命,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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