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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现高管离职潮“证据”不足
2019-06-09 全球品牌网  余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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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日,时代周报一篇“央企‘限薪令’多米诺:国有银行现高管离职潮”报道引起笔者的注意。此前,关于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媒体将其与央企高管限薪联系在一起时,笔者曾经撰写了“央企限薪不要拿中行高管离职说事”一文,予以反驳和释疑。对于这篇又是“限薪令”多米诺;又是高管离职潮的“骇人听闻”报道,笔者自然而然非常重视。

 

认真读完报道全文得出的结论是:又是一篇拿一些扑风捉影、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去佐证或者说央企高管因限薪而离职的事。完全是噱头般炒作,吸引眼球罢了。且听笔者详细道来。

 

文中提到的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笔者此前专门撰文已经批驳过,其离职主要原因并不是央企限薪。一是总行部门主管不在限薪范围内;二是这位国际专家级高管在央企限薪以前就有了离职意愿,或者出于文化理念碰撞原因,或者出于完全市场化出身的职业经理人与国有银行体制不相适应等原因。唯一巧合的是在央企高管将要限薪时离职了。

 

至于中行苏州分行行长朱韬跳槽至华瑞银行任行长,完全是个人行为,与高管限薪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苏州分行行长就不在限薪范围,而且每成立一家外资银行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跳槽的人已经成为常态,而不仅仅是央企限薪这个节骨眼上。

 

文中例举的其他几位职务变动事例更加离谱和可笑。中行副行长祝树民离职后,已经调任农发行任行长。从商业银行调到了政策性银行。与央企高管限薪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建行原副行长朱洪波是被组织调任到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一职,有被组织“重用提拔”成分在内,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跳槽”,更与央企限薪沾不上边。中行副行长岳毅辞职,担任中银香港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总裁之职,而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与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旗下的全资附属投资银行机构,是中国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主力平台。由于中银香港与其母公司中国银行在法律上为两个独立个体,因此,高管团队成员需要分别任命。其本质上是正常的央企人士安排,与高管限薪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交通银行钱文挥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交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等职务,虽然现在去向不明朗,但传闻将出任工行监事长,或者说没有看到其到民营或者外资银行任职谋取高薪。与央企限薪扯在一起,完全是意淫。

 

至于央行部门领导以及地方官员到民营银行任职,以及国有银行人员到招商银行等,与央企高管限薪搅在一起,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一个事实确实应该承认,那就是多年来国有银行大部分基层员工薪酬待遇极差。不过,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央企限薪没有任何瓜葛。同时,由于基层行薪酬过低,往股份制银行跳槽者不少。特别是一个国有银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一旦一个省级副行长跳槽到一个新成立的银行后,确实会带动一批本行人员跳槽。

 

国有银行特别是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将来高管、管理部门职工以及基层员工跳槽现象将会成为常态,并且越来越多。一方面将来民营银行准入门槛降低或者放开后,以及互联网金融机构雨后春笋般涌现,对金融管理人员的需求将非常大,吸引国有大行人员另谋高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多年来五大行内部压了一大批有专业知识、有银行业务管理经验的人才,这些人才实际上出于两难选择的心理矛盾之中。对于国有大行有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感觉。在这个时候,只要民营资本设立银行放开,埋没在国有大行的人才就会迸发出来,就会喷涌而出。国有大行管理行和基层行跳槽将会越来越多。这是大势所趋。

 

但无论如何需要再次赘述的是,这样的跳槽与央企高管限薪没有一分钱关系。至今,没有看到一位因为央企高管限薪原因而辞职的国有或者国有控股银行的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副行长等在限薪范围内的高管辞职。

 

因此,以央企高管限薪原因而得出的国有银行所谓的离职潮结论尚需补充“证据”,或者等待新的充足“证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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