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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2019-06-14 全球品牌网  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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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引文及张五常2008年8月30日在会议现场的演讲整理

  「一」改革前的制度费用太高了

  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

  开会前一天,拿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文章自“中国的问题”始。张五常列举的部分困难包括:贪污,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6万次动乱。他认为,“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他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中国的难题,显然不止于此。要素价格、国企垄断、土地制度,无一不事关根本。中央领导也承认现在是矛盾凸显期。挑刺容易,最根本的问题,在搞明白“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对张而言,经济解释是最重要的:“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不搞经济改革。搞经济改革,我觉得世界上多我一个人也不算多,少我一个也少不了什么。但是我写经济分析,走经济解释的路,自己很满意。”他用一个比喻解释困扰了他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是张五常找到的答案。

  从交易费用讲起:“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1979年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

  旁观者清。回过头看,这段简单易懂的话,可谓点中了中国制度变革的命门。他将中国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邓小平退休的1992年。这阶段的发展,主要是从以前的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以1987年12月1日深圳拍卖土地(国家首次)为高峰”。

  只不过,两种不同的权利界定方式的转轨过程,或许隐藏着改革之初谁也没有发现的地雷。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过地雷阵。

  「二」中国带动的“龙卷风”

  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会场上,张五常略过了这段略嫌学理化的阐释。或许跟其他老人家一样,他乐于从往事出发,慢慢引向他的方法论、他对大时代的判断,以及让许多赞同抑或不赞同他的人都乐意倾听的,关于中国之谜的核心发现。“从1969年到现在,我已有三十几年不看别人的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不喜欢看,喜欢自己想。”

  这篇不带注释也多达两万八千字的长文,自然不是坐在屋子里光靠想想出来的。为了完成它,张五常花了一年多时间。但他真正研究这篇文章是从1979年开始。“几十年了,中国的发展我知道。中国很奇特,有复杂无比的制度。哪里能遇到这样百年难遇的题目?我平时写过的学术文章,有七八篇可以流传下来,三四十年后还有人引用,但这些文章没有一篇能够代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重要的经济文章要反映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我就写过一篇。弗里德曼没有写过,科斯也没有写过。”

  这个大时代怎么转变?有人说是高科技,有人说是恐怖活动,但他认为,“是中国的开放,还有苏联的瓦解。多了20亿的贫困人口参加国际竞争,这个地球一定要改变。我1991年在瑞典对弗里德曼说,这才是大时代的改变。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30年前哪里有饭吃?跟年轻一辈的人谈中国,他们很难明白。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站在一个相对大的视野回顾历史,张五常谈到:1776年斯密发表《国富论》,因为他看到市场的转变、市场的重要,是大时代影响了亚当·斯密;到1867年马克思写他的“国富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也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他没有解释大时代,因为他不能解释财富不均的现象;到1936年凯恩斯写“通论”,他也解释不了大时代,“通论”不能解释经济大萧条;后来弗里德曼写很厚两大本《美国货币史》,想解释经济大萧条,现在看来,也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的现象提供了反例,货币供应不足,未必一定带来大萧条。

  让张五常觉得疑惑的是:中国在1990年代有很严重的通缩,政府的统计数字说是负百分之三,可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的改进,最快就是那时。所以,实质的通缩率应该是两位数以上。同时,楼价跌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国的经济却还在继续飙升。他当时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合约自由,没有像美国1930年代的那种福利制度、工会制度,没有最低工资的严格要求。

  鉴于中国在1990年代后半期的情况,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已经不能成立。“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但我当年很难说服他,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可以飙升呢?在同样的时期,长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时间内超过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发展得要早,为什么长三角超过了珠三角?合约的自由选择,市场的自由发挥,不应有这样的效果,在没有任何通缩的情况下,都没有这种神奇功能。”他最后提出来的解释是,“县的竞争制度刚好在那时形成,开始发挥效应了。”

  在张看来,中国的改革,由此真正进入第二阶段。

  「三」历史没有过的“农转工”

  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为了真正跟进中国改革,张五常在中国好几个地方投资工业,有些地方也投资农业。

  机缘凑巧,他父亲在香港有工厂是做工业用蜡的,自己发明一种蜡,应该是最好的,比同样的蜡要贵五倍的价钱——“因为成本贵”。张的哥哥在香港管理这个蜡厂,做不好,不希望蜡厂在他手上关门,就给了张五常。1997年的张五常没有那么多钱,就把这个蜡厂办在内地,拿200万美金的本钱,全中国到处找地方,“现在这个蜡厂在昆山,不亏了,没钱赚,但我父亲的事业还在。”

  “我是这么做经济研究的,把自己的钱放上去,不是希望赚钱,但一有问题,现实就不能不回答我。”他发现,2000年,通缩在中国结束。另一个奇迹,又出现了。“从2000年起,农转工的速度难以置信,我的统计,五年之间,农民70%的劳动人口都转去工商业了。很多报告不这么说,我相信我自己的报告。明治维新的经验我知道,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我也知道,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这个争论很厉害,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我叫人逐家逐户数人头。有人说80%还是农民,不要看人口数量,而要看劳动力人口数量。我去贵州参观农村,跟村长争论起来。我问你们农村的人离开了多少?他说三分之一。我说全中国的农民已经转出去四分之三了,你们怎么才走了三之一,你在骗我。他把人名册拿出来,再研究,他也对,我也对,总人口是走了三分之一,劳动人口却走掉了70%,刚刚好。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和小孩,全部农民都转成全职了,耕田、收成完全是一亩一亩算工资的,转成机器耕种了。”

  为了确证他的推断,张五常叫他雇的一个阿姨——“从河南不毛之地来,飞机都没见过”——打电话问家乡情况:也是七成半左右的劳动人口离开。他在贵州遇到一个专家,也是去数人头的,说应该不只75%,应该是80%。

  但是张教授的这几个案例,并未说服在现场的几位经济学家。会后的争论之一,正是由此而起。不过,关于现在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大家还是基本一致。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以东莞为例,我调查了几间工厂,最近这半年,因为人民币升值,加上新劳动法,差不多5%的工人开始回家耕田去了。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再增加10%,农转工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关口,这些人往回走了。我在199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推断世界会缺粮。我认为农产品价格上升是一个大好的事情,农产品价格不上升,怎么可以帮助农民呢?这个发展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突然遇到工人回家的问题。”

  「四」县际竞争的兴起产生“中国奇迹”

  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农转工”的规模再大,也只是有待解释的经济事件。亲自在大陆投资的经历,则使他观察到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我去昆山,看到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200万美金投资不是很多,但他们抢得很厉害。苏州等各方面都想争我过去,只要我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这种地区竞争我是第一次看到。最近去芝加哥开会,他们说这种竞争制度到处都有。地区招商的确到处都有,但是‘抢’这种现象是没有的,他们就是在抢生意。给你地,厂房可以帮你建,外国没有这种现象。这个现场不是我一个人看到,不去投资,你不会看到这种现象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种无形的竞争,生意的竞争,非常奇怪。”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他如此追问:“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

  到了2003年,张五常才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原来竞争主要是县跟县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省跟省、市跟市之间的竞争。经济权力在县的手上,他们可以非常独立地使用。“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谈到县际竞争时,张提到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叫《欧洲的奇迹》,这本书,就是解释为什么欧洲那么成功。在张看来,在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来说欧洲比美国成功很多。那本书的主要解释是有道理的,说因为欧洲有很多小国家,国与国之间竞争,所以就有这种奇迹的发展。“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中国是一个国家,当然中间还有很多问题,不要看这些问题,我们看这个结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合约组织,上下之间是层层承包,然后完全通过佃农分成制度,上下相连,左右不连,因为县有经济权力,所以他们竞争得最激烈。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不过,同样是县际竞争,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铁腕降低交易费用”的情形下,它也造成当地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当地百姓的低权利生存状态。伴随“中国奇迹”的大量矛盾,真的只是不那么重要的沙石吗?这又是会议次日争论的焦点之一。

  「五」腐败没那么严重

  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

  另外一个争论点也与此直接相关,那就是对中国官员腐败情况的判断。

  张五常的经验是:他有这么大权力,是有贪污这种情况出现的,但不是那么多。而且,“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2003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到几个县看他们的权力怎样运行。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人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地方干部有很多是很好的,假如中国真那么腐败,哪有今天?人人都贪污,怎么可能搞得这么好?朱镕基整肃贪污多严格,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四节写道:“1985年4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前的一个月,国务院下文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官倒”应时而生。腐败的日益严重,似乎已渐成转轨之癌。对张的判断,作为当日双轨制发明者之一的张维迎,在演讲后的五点评议意见中,直率地表达了“不同看法”。

  「六」“上下相连,层层承包”的整体结构

  他们把农业的承包合约加上层层承包的合约,搬到地区上去,就一层层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户。主要的经济权力都在县里。

  县际竞争,层层承包的基础,是中央、省、市、县、镇、村、户的七级结构。这七层,从上而下,以承包合约串联。而在这七层之间,则有一条分成的方程式。

  张颇费了些时间谈对层层承包合约的研究:“我对一些干部说,我请你们来,我出飞机票,你给我解答一些问题,他们通常都会来。他们的文件有两部分,一部分关于政治结构,一部分关于经济结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那些术语,你不熟悉是看不懂的。经济部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1980年代的承包合约转变出来的,是以前的层层承包转变过来的。我1985年研究工业的承包制度,深圳派了三个助手到香港帮我忙,我要什么合约他们都给我。1986年我去首钢,他们请我住了一个星期,我睡的是工人宿舍,就是为了研究他们的承包制度。工业的承包制度变得太快,那时候争论的就是关于保养、维修的问题。但是,到1990年代初期,主要问题不是这些再投资问题了,因为资产贬值,那时国企的资产跌了很多,没有钱,不能辞退国家职工。到了2000年左右,地价上升得很厉害,地价一上升,就有钱分给职工了。1990年代,你全中国去跑,很多工厂送给你你都不会要,因为要遣散那些工人。但事情一变,你要把国有企业给出去的时候,不但有人要,而且很多人愿意出钱去买。”早在1986年,他大力建议把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分离以后再做股份制。“层层承包这件事,农业上是没有的,农村就是承包,在工业上有层层承包,这是1984年开始的,1980年代后期就很明显了。他们把农业的承包合约加上层层承包的合约,搬到地区上去,就一层层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户。主要的经济权力都在县里。”

  「七」佃农分成:“增值税”是租,不是税

  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

  对层层承包体制来说,如何分成是核心问题。整个2004年,张五常一直在研究承包结构的分成方程式。“回头来看,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而且是全国划一的17%。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还有其他的东西,卖土地的钱怎么分,每个地区都不一样。但17%的增值税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就是佃农分成。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不管你有没有钱赚,你都要给17%。所以,这个到我手上时,我好像发现新大陆了。佃农分成我搞不清楚的话,谁也搞不清楚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一般来说,佃农分成是不能划一的,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假如地点不同,土地的肥沃性不同,分成是不同的,而中国的增值税是全部划一。

  “为什么是全国划一的17%呢?怎么可能划一呢?这么简单的事,我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想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说得很清楚,他说假如地主可以提供资本,这个分成就不变,就会是有效的。马歇尔是不准分成率改变的,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去调查这个县,原来县的地价是可以变成负值的,当年长沙的朱希庆也提醒过我。我一碰到什么问题,就到处打电话去问,原来县不仅可以把地给你,而且可以把厂房给你建好,长沙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在地价上做这么大的调整的时候,分成率就是划一的,只要不是太离谱。”

  张五常没有关注,或者说,没有提到问题的另一面是:县的权力之大,岂止地价可以为负?

  「八」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

  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贴身观察,让张五常收获一些理论上的创新。“我跟进中国几十年,对中国经济制度看法不同,对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不同,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三四五月,准备写一篇文章,先写了11节,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第三节,科斯认为我的第三节重要,其实它只有七八页纸,但这一节应该是成一本书的。这一节跟制度经济学完全分离,是我学到中国的经验,我把制度经济学放在新的角度看。”

  第一点就是放弃了产权的角度,不要从产权角度看,从合约、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从中国的问题研究出来的。“科斯很喜欢这个新角度。”

  第二点,交易费用,他认为交易费用就是约束竞争的费用,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是角度不一样。“这一点科斯也很重视。”

  “第三点,我用均衡的理念,这是我1970年代研究出来的,而所谓交易费用实质就是从消散到增值,这个价值转变的时候,就看到中国整个合约制度非常完美,想也想不到这么好。所以,在2005年70岁的时候,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九」中国要自信,不要都学西方

  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

  中国的事情,在很多问题上都分“好得很”的“好派”与“好个屁”的“屁派”。属于“好派”的张五常教授,尽管对“层层承包-佃农分成-县际竞争”的制度青眼有加,却也对当下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

  货币政策和劳动合同法是他批评的重点。“今年是中国改革30年,我不想讲坏话,可是严格来说,中国的奇迹并没有30年,是29年。我去年开始觉得有麻烦了,就是货币的处理,我跟从事工业的朋友一讲这个,他们都要哭的。”

  他拿经济学家贝加 (GaryBacker,199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话做警示:三年前贝加说,我不看好中国,就像人一样,有钱到一定地步,就会自己玩死自己,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比如搞一些福利制度,引进劳工法律等等。“我很不喜欢这句话,写文章反对他,但他说中了。我看不是因为有了钱才引进这些法律,我认为是那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大师从外国抄回来的,包括把格林斯潘货币制度搬过来。格林斯潘把美国制度搞坏了。我早就跟弗里德曼说,利息率上上下下的调整,总有一天整死一个国家。弗里德曼跟我很熟,我结婚是他主婚的,他一向反对利息率上上下下,但只有格林斯潘这么做就可以,因为格林斯潘是他的好朋友。现在不是搞出次贷风波了吗?而且你看现在的新劳动合同法,从德国、法国抄过来的,他们在本国都搞得这么不成功,为什么要抄过来?”

  张五常是个性情中人。中国改革30年这个时刻,他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试了很多方法,试得可以了。邓小平说试一试、看一看,这么多县,就在某些县试,为什么要引进西方的东西呢?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就像朱镕基1993、1994年处理通胀,我那时曾写文章批评他,后来我认为他做得对,公开向他道歉。”

  一个小时,张氏谜底基本水落石出。大致而言,县际竞争制度,造就了中国的两个奇迹,“是世界上没有见过的”。第一大奇迹就是长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时间,超越了珠江三角洲,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大奇迹,我个人保守估计,中国的农民在2000年到2007年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都有20%。中国农民等了几千年了,我也请农民做工,我自己知道,到处都是农民生活改善的标志。林毅夫还说没有这种事情,怎么没有呢?茅老师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我衷心佩服的,但这些大的奇迹不是个人可以做到的。几千年的农民从未经历过的,就像发神经一样,连续七八年的生活改进。再过十年就可以了。这两个奇迹都是出现在朱镕基时代。”

  “将来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跟他的文章一样,张五常的演讲,以此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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